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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一直致力於發展成為智慧城市。然而，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公開數據的立法卻成為一個顯著的瓶頸。與紐約、倫敦、台北乃至中國內地的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相比，香港在公開數據立法方面明顯滯後，這不僅導致政府部門在數據公開上缺乏動力，更阻礙了數據在智慧城市應用中的潛力。本文將深入探討香港在公開數據立法方面的種種問題，並以蓮塘口岸的案例為引，借鑒國際與內地經驗，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香港公開數據現狀與立法缺失

香港政府雖然設有「DATA.GOV.HK」開放數據平台，提供各類數據集供公眾使用，並每年發布年度整合開放數據計劃。然而，這些舉措多為行政層面的推動，缺乏法律的強制性和約束力。現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DPO）雖然是亞洲地區較早的數據保護法規，但自 1995 年立法以來，僅在2021年進行過一次修訂，已顯得滯後，未能完全適應數字時代數據應用的新需求。相較於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中國內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香港在數據保護和數據利用的法律框架上存在明顯差距，尤其缺乏對數據濫用具有阻嚇性的懲罰措施。這種立法上的缺失，直接導致了政府各部門在數據公開方面的積極性不足。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和責任追究機制，各部門在數據共享和開放上往往持保守態度，數據壁壘難以打破。這使得許多有價值的數據無法有效整合和利用，極大地限制了智慧城市應用的發展空間。

蓮塘口岸案例：數據共享的迫切性

蓮塘口岸的擁堵問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凸顯了香港在公開數據立法方面的不足所帶來的實際影響。蓮塘口岸在週末和節假日期間常出現嚴重的擁堵，主要原因是口岸目前在假日的人流已經遠超原來設計的上限。如果香港擁有完善的公開數據立法，並能有效整合各方數據，情況將大為不同。例如，若能配合市區到口岸的公共交通數據、手機網絡數據（反映人流密度）、以及入境處實時人流數據進行分析和應用，市民便能提早獲知關口擁堵情況。這不僅能讓市民提前規劃出行路線，避開高峰時段，也能有效引導人流，減輕口岸壓力。然而，由於缺乏統一的數據共享機制和法律框架，這些寶貴的數據資源仍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難以實現跨部門、跨領域的協同應用，使得智慧城市的願景難以實現。

國際與內地經驗借鑒：

紐約、倫敦、台北、上海與深圳的啟示相較於香港，許多國際城市和內地城市在公開數據立法方面已走在前列，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

紐約市：

於2012年通過《開放數據法案》（Local Law 11 of 2012），明確要求所有「公共」數據在 2018 年底前在單一網站平台免費提供。這項立法不僅促進了政府數據的透明化，也為創新企業和研究機構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推動了城市數字經濟的發展。

倫敦：

雖然英國的數據立法主要集中在數據保護和數字信息方面，如《數據（使用與訪問）法案》和《數據保護和數字信息法案》，但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公開數據指令》對其數據開放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法規強調數據的合理使用和個人隱私保護，同時也鼓勵數據的開放和共享，為數據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台北市：

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旨在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便利人民共享和利用政府資訊。這項法律的實施，使得政府資訊更加透明，也促進了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監督。

上海市：

於 2021 年 11 月通過《上海市數據條例》，並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該條例旨在保護數據相關權益，規範數據處理活動，促進數據依法有序自由流動，保障數據安全，並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它強調數據全生命週期管理，並設立數據專家委員會，鼓勵首席數據官制度，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深圳市：

於 2021 年 6 月通過《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並於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這是國內數據領域首部基礎性、綜合性立法，涵蓋個人信息數據、公共數據、數據市場、數據安全等方面。該條例率先明確了數據處理活動合規標準，規範數據要素市場交易秩序，並對用戶權益（如拒絕個性化推薦）和未成年人數據保護做出明確規定。

這些城市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公開數據立法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治理問題。通過明確的法律框架，可以有效推動政府數據的開放，打破數據壁壘，同時也能在數據開放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解決方案：香港公開數據立法的路徑

為了解決香港在智慧城市發展中公開數據立法滯後的問題，愚公提出以下解決方案：

1.制定全面的公開數據法案：

香港應借鑒國際與內地經驗，制定一部具有強制力的公開數據法案，明確規定政府各部門數據公開的範圍、時間表、格式和標準。該法案應包含數據共享的法律框架，鼓勵跨部門數據整合，並對不遵守規定的部門設定明確的懲罰機制。同時，應設立獨立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數據公開的執行情況。

2.完善個人數據保護法律：

在推動數據公開的同時，必須同步完善個人數據保護法律。香港應參考GDPR、PIPL以及上海和深圳的數據條例等先進法規，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進行全面修訂，增強其阻嚇力，確保個人數據在開放利用的過程中得到充分保護，打消市民對數據安全的顧慮。

3.建立數據共享平台與標準：

在法律框架的基礎上，政府應投入資源建立統一的數據共享平台，並制定數據標準和接口規範，確保不同部門的數據能夠無縫對接和交換。這將有助於實現數據的互聯互通，為智慧城市應用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

4.推動公私營機構數據合作：

鼓勵公私營機構之間的數據合作，特別是在交通、醫療、環境等領域。政府可以通過提供激勵措施、建立數據沙盒等方式，促進企業開放其數據，共同開發創新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5.加強公眾教育與參與：

提升公眾對數據開放和數據隱私的認識，鼓勵市民積極參與數據開放的討論和監督。通過公眾參與，可以更好地平衡數據開放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關係，確保數據政策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結語

香港要真正實現智慧城市的願景，公開數據立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不僅關乎技術層面的數據整合與應用，更深層次地反映了政府治理的理念和能力。通過借鑒國際與內地經驗，制定全面且具有強制力的公開數據法案，並同步完善個人數據保護，香港才能打破數據壁壘，充分釋放數據的潛力，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智能的城市服務。

特別是，深圳市和香港在公開數據應用上需要更緊密聯繫，否則將會嚴重影響在大灣區和深港的數字經濟發展。公開數據立法，刻不容緩。

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以「還俗IT人」自居。香港金融科技革命「吹哨人」。主要工作除了擔任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是香港各知名商學院之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放下幾十年編寫電腦程式的鍵盤後近年重新以此寫作。以「但憑愚公志，復我獅山茂」為工作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