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

這是一個關於在香港發展核子醫藥的故事，為一種能精準追蹤及鎖定癌細胞的醫學方法，提供患者溫和且副作用較少的治療選項，尤其適用於傳統療法不奏效或不適用的病例。

然而，儘管其極具治療潛力，核子醫藥於實際推行卻面臨困境：昂貴的價格使得患者難以負擔，保險公司對此的認識不足，不願接受賠付，再加上可能的放射風險引發政府的疑慮。同時，醫生對於傳統治療方式的依賴，也成為核子醫藥普及的阻礙。這讓我們看見，在醫療創新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著一個困難的平衡點。

什麼是核藥（Nuclear Medicine）？

核子醫藥的組成要素包含三個關鍵部分：首先是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通常稱為載體；其次是追踪分子/靶向分子，用於追踪藥物的目標位置，例如常見的應用是追踪特定類型的癌細胞；最後一個部分則是連結器，用於將同位素與追踪分子連接在一起。

另一個核子醫藥領域中重要的概念是「治療與診斷一體化」，英文稱為 Theranostic，意指在核子醫藥開發領域，可以首先使用較弱的同位素進行診斷，當同位素被追踪到癌細胞後，僅釋放出足夠的輻射用於定位癌細胞位置，醫生確診後，就可以使用相同的追踪分子，但更強的同位素來精確殺滅癌細胞。

考慮到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限制，即藥效會隨時間遞減，因此地方的藥物生產基地至關重要。RIT Biotech（ZERO Biotech 旗下子公司）的計劃，就是扮演著下游生產和藥物派送的關鍵角色。

放射性核藥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歷史悠久，早在數十年前，人們就開始使用放射性碘來治療甲狀腺癌和甲亢。然而，由於早期示蹤劑的不準確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核醫學的發展一直緩慢。

近年核藥天價收購案

近年來，核醫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 年，知名製藥公司諾華（Novartis）收購了法國核藥開發商 AAA（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將其旗下的一種用於治療神經內分泌腫瘤（NET）的藥物納入自家管線。神經內分泌腫瘤亦即人們熟知的 Steve Jobs 曾罹患的癌症。

同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這一藥物。因此，稱 2018 年為核藥界的「iPhone 時刻」絕非誇張。由於對於神經內分泌腫瘤，尤其是已擴散的患者，治療選擇有限，而核藥治療對疾病進展的控制效果顯著，這款核藥的成功不僅體現在治療效果上，也反映在銷售業績中。

「2023 年見證了兩宗重大的併購事件：首先是美國製藥公司 Bristol Myers Squibb 以 41 億美元收購核藥初創企業 RayzeBio，Eli Lilly 亦以 14 億美元收購核藥公司 Point Biopharma，進一步深耕核藥領域。在當今疲軟的經濟環境下，這樣的高額交易實屬不易。」ZERO Biotech 行政總裁 譚錦文 Clement 示。

香港媒體關注度不足

「但我們對於當地財經媒體的疏漏感到驚訝，竟未見一專欄報道這些重要的財經資訊。這顯示核藥行業在香港乃至整個大中華區的關注度相對較低，因此在亞洲地區，尚未出現領先的核藥公司。我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RIT Biotech 主要係負責下游藥物生產，然後三年前成立「母公司」ZERO Biotech，主攻上游藥物研發方面發力。目前核藥研發大部分集中於西方國家，研究嘅對象主要是西方白人。為於華人身上達到最佳治療效果，ZERO Biotech 聯同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腫瘤科合作調整治療方案。目前正在申請專利，一旦獲批，就會公佈初步臨床研究數據。

Clement 表示，於創新藥研發方面，知道香港各大院校於生物醫學科研方面有深厚基礎，所以會同本地院校合作，同時亦跟中國不同大學及研究院溝通，希望憑公司生產基地，幫助各大研究院將科研成果產業化，製造最適合亞洲癌症病人嘅藥物同治療方案。

本地醫治晚期前列線癌先例

「喺 2019 年之前，我哋嘅醫生顧問團隊已經留意到歐洲一款對晚期前列腺癌病人有幫助嘅核藥治療效果。當時尚未有同類型藥物獲得 FDA 認證，但我哋嘅醫生顧問團隊經過深入研究同睇過臨床數據後，對呢款藥物好有信心。我哋提供呢款藥物，對於晚期轉移性前列腺癌病人嚟講，已經冇其他藥物可選擇，呢款藥物可以減慢病情惡化同提高生活質素，對病人有極大嘅意義。」

Clement 留意到在大中華地區，即使有核藥公司獲得了資金支持，他們的投資生產基地也傾向放在歐洲。考慮到大灣區、中國和亞洲市場的潛力，他們目前正積極升級中央放射藥房至符合國際 PIC/s GMP 水準，致力成為香港和大灣區首家放射性核藥廠。畢竟由於半衰期的限制，在亞洲地區建立的生產基地將具有比西方藥廠更強的競爭優勢「或許未來，西方巨頭也會需要我們的協助來生產和供應核藥給亞洲病人。」

得同位素供應鏈得天下

在核醫學領域，全球都面臨著同一個挑戰，即醫用同位素供應短缺的問題。目前，治療用的同位素主要來自於西方 5 到 6 個老舊的核反應堆生產，一旦這些反應堆出現故障或需要檢修，將導致全球的醫用同位素供應緊張。「去年，我們與一家私家醫院的醫生合作，該醫生描述了六位晚期癌症病人計劃接受放射性配體療法，但由於原材料醫用同位素供應問題，他們不得不被迫延期或轉向其他治療方案。」

RIT Biotech 作為下游的生產商，同樣受到同位素供應的影響。「由於核反應堆的投資規模是國家級的，我們無法參與其中。然而，我們注意到使用直線加速器（LINAC）是一種另類方法，投資門檻較低，並已被西方證明可行用於生產醫用同位素。ZERO Biotech 也有意在這個領域協助解決國家的同位素供應問題。我們期望能與本地大學和政府合作，共同解決這個挑戰。」

撰文：尹思哲

腦機介面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技術容許人們直接透過思考輸入電腦指令，以前只是科幻定型的橋段，不過已經距離實用化越來越近。最近 Elon Musk 的 Neuralink 就首次完成人體植入測試，是個重要的里程碑。

一般市民對機械人應用的印象往往是商場內的消毒機械人，其實除了建築和製造業有機械人應用，醫療保健方面亦早有手術機械臂、協助遙距應診的機械人、應用於語言治療方面的對話機械人等等。而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研發的多模態足踝復康機械人「智雲行健步儀」，則助中風偏癱患者提升下肢運動功能，改善患者行走能力。

據悉，香港每年約有五萬宗新增中風個案，其中八成半的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身體活動功能障礙。中風患者進行恆常、重複及密集式復康訓練，對恢復身體活動功能及改善中風後遺症尤其重要。然而，本地醫院及復康中心日間門診復康服務供不應求，中風患者因而未能獲得及時和恆常的復康治療。而「智雲行健步儀」具備物聯網遙距復康進程管理功能，可助中風患者進行自助式居家復康練習，讓治療師遠端監察多個患者的復康進度。

改善中風患者步姿、平衡以至腦部神經重塑

由理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胡曉翎博士團隊研發的「智雲行健步儀」，據稱是首款結合外骨骼、柔性人工氣動肌肉、振動觸覺感知反饋，以及神經肌肉電刺激技術於一體的多模態輔助可穿戴足踝復康機械人。「智雲行健步儀」能有效同時糾正足下垂和足內翻的問題，改善中風患者的步姿及走路時的平衡，長遠更有助促進腦部神經重塑。

中風偏癱患者患側足踝肌肉力量普遍較弱及互不協調。而「智雲行健步儀」能夠自動探測患者行路時的不同狀態，如站立或邁腿等事件，再利用不同模態的相互協助，透過外骨骼和柔性人工氣動肌肉使患側下肢能站穩；並且透過振動觸覺感知反饋和神經肌肉電刺激，學會平衡腳底壓力和用力蹬地邁步；另藉由神經肌肉電刺激，改善足下垂以防拖地而跌倒的情況。

胡博士指出：「『智雲行健步儀』結合了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工業中心、時裝及紡織學院，和電子計算學系的科研力量。此科研成果為中風患者提供更佳的下肢復康選擇，將訓練融入日常生活，治療師亦可遙距監察多個患者的復康進度。我們希望這種靈活自主的訓練方法能夠與傳統復康服務結合，實現更好的復康效果。」

▲多模態輔助可穿戴足踝復康機械人「智雲行健步儀」由理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胡曉翎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研發。

設計輕巧低功耗可於家居應用

「智雲行健步儀」設計輕巧，整體重量約 400 克，加上其運動服飾設計的特點，方便患者自行穿戴，適合偏癱患者單邊應用。該器械還具有低功耗的特點，配置 9V 充電池可連續使用四小時適合患者隨時隨地在家中、戶外或室內環境進行練習。

胡博士續指，有別於市場上常見的外骨骼下肢機械人，僅靠施加外力輔助患者走路，既無助於協助中風偏癱患者改善足踝關節和肌肉協調，且重量和耗電量較高，僅限於醫院及復康中心內使用。至於傳統的足踝矯形器，則容易引致肌肉萎縮，亦無助於重建患側肌肉自主功能。

研發團隊現與多家本地及內地醫院和復康中心合作，進行「智雲行健步儀」的臨床研究。研究證實，採用「智雲行健步儀」進行復康訓練的中風患者，較僅使用傳統機械外力裝置的復康療效，大幅提升達 40%。12 名參與臨床研究的患者中，在完成為期一個半月，共 20 節每節 1 小時 30 分鐘的訓練後，在無設備輔助的情況下，其足踝關節背屈可由最初的 5 度改善至 10 度，更接近正常人 15 度的水平，九成以上患者更成功糾正足內翻。

研究團隊亦運用物聯網技術，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患者的復康進度。通過這種具備即時監測、數據分析、個人化指導和提示的復康治療方式，讓患者即使沒有治療師在場，亦能有效地進行復康療程。

團隊計劃胡博士於 2021 年聯合創辦初創企業澤康科技（香港），成功獲得香港科技園「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的支持，預計明年會將「智雲行健步儀」商品化。

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以前所未見的速度，短短 10 個月內成功研發有效率高達 95% 的 mRNA 疫苗。雖作為新技術，mRNA 研發過程還是應用傳統模式 － 先進行動物實驗，再於人體臨床測試。

統計顯示，全球每年用於研究實驗的動物超過 1 億隻。美國環保署已計劃於 2035 年之前，以創新方式完全取代動物實驗，即是以體外培植和電腦模型，測試藥物和人體反應。

Organs-on-chips 器官晶片

2020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與生物科技公司 Emulate 簽了合作協議，以器官晶片（Organs-on-chips, 簡稱 OOC） 測試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並模擬人體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反應。

剛過去的 9 月 14 日，聚焦半導體未來技術的 Semi Impact Summit 在倫敦舉行，屬國際大型 AI 和新興技術峰會 CogX Festival 的活動之一。NARLabs 營運長徐玉學（Simon）分享了自家器官晶片的優勢，如何結合生醫科研和半導體技術，以及計劃未來參照 ARM 模式 ，將學研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

訪問 Simon 是開眼界和很愉快的經驗。他身兼智融集團管理合夥人和 NARLabs 營運長兩職，擁有創投基金經理眼光，具備多年技術界實戰經驗，而且表達力好，能清楚說明問題和策略。據說台灣官方機構 NARLabs 的歷任院長，都從大學借調教授擔任，以便制定和帶領創新科研項目，並支持各大院校的學術研究。

至於營運長一職，則從商界物色人選，期望加入商界思維和模式，將科研技術轉化為產品。徐玉學自 2019 年加入 NARLabs 後，分拆了 AI 地震預警系統，成立衛波科技公司，客戶來自台灣，印尼和紐西蘭，成功將科研成果商品化並錄得盈利，年底前更會打入日本市場。

模擬人體器官

談及台灣 NARLabs 器官晶片的獨特之處前，先簡單說明何謂器官晶片。器官晶片的核心技術是微流體學，利用微小通道模擬人體器官內的液體流動，營養物交換和廢物排除。整個微細加工系統晶片僅約幾毫米至幾厘米，包含人體細胞，並可培養多細胞結構，以反映人體生理學。好處包括更易控制實驗條件，能實時監測，並提升實驗的可重複性。

去年 12 月，美國國會通過「FDA 現代化法案 2.0」，允許器官晶片在新藥和醫材開發過程取代動物試驗。現時有多種的器官晶片，包括肺、腦、心、肝和腎晶片等，但業界整體仍處於非常早期的發展階段。

現時的器官晶片，主要透過光學訊號讀取結果。據了解，即以螢光，甚至是螢光強度變化，顯示細胞狀態和實驗結果。徐玉學指出，人體器官的共通交流方式是電訊號，單靠光學訊號難以做到標準化和直接比較。這好比中醫和西醫的診症模式 － 中醫的望聞問切，對應光訊號和聲訊號，西醫用儀器檢查例如心電圖，是電訊號。中醫斷症依賴經驗，藥方也個人化，西醫則有一套通用標準，能輕易對比和應用。

結合電訊號

「全球多家開發器官晶片的公司並非競爭對手，而是我們未來的客戶。」徐玉學表示 NARLabs 的器官晶片最特別之處，是結合電訊號。台灣的半導體行業全球聞名，有相關的專業人才，而且工廠產能高，供應給世界各地。而器官晶片的技術研發，就橫跨 NARLabs  旗下四個科研中心：動物實驗、儀器科技、半導體研究和高速網絡與計算。

「前兩個研究中心的生醫學者注重差異化和多樣化，因為學術研究需要新發現和獨到見解。後兩個研究中心的學者則注重標準化、數據化和量產。」要結合 4 層不同研究，是蠻複雜的事，但正正因為難度高，更顯出產品的價值。而 NARLabs 坐擁跨界別的科研人才，並與生醫和半導體業界有緊密交流和合作，是極少數同時具備研發和量產電訊號器官晶片能力的機構。

未來將器官晶片產品化，最大的挑戰並非提升良率 (工廠量產總有耗損和不達標產品），畢竟台灣的晶片代工能力世界知名，擁有技術和優質管理，生產良率達到 98% 甚至 99% 以上，只是時日問題，反而如何從一開始就找對商業營運模式，才是最大挑戰！

授權晶片設計

徐玉學提到 ARM 模式 － 最近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半導體公司 ARM Holdings，並不生產或銷售晶片，而是授權晶片設計圖給客戶賺取盈利，即是透過專利授權方式，出售取得專利的集成電路模組設計，向使用商和製造商收費。

套用在器官晶片，NARLabs 設計滿足絕大部分客戶八成要求的器官晶片，剩下兩成的客製化差異，由客戶處理，又或收費代為設計。同時，NARLabs 會與台灣廠商合作，協助客戶量產器官晶片，另外也有醫療數據分析平台，提供一條龍服務。

「全球除了 NARLabs 外，大概未有同時具備生物科技和半導體能力，又研發器官晶片的機構。」徐玉學這樣認為。在一般而言，坐擁明顯優勢會以「霸道」模式發展，享受指數式成長，Apple 就是佼佼者。他說智融集團的投資理念是「王道」－共創價值，傾向 Android 的商業模式，而且這能減省由研發到產品化推出的時間。

既然有分拆衛波科技的成功先例，未來是否也計劃分拆 OOC 項目？

「不，分拆太辛苦了。Tom Cruise 的強項是開戰機，不要叫他開海艦，繼續做 Top Gun 就好。」他說分拆項目，不單 NARLabs 會流失科研人才，整個項目團隊除了發展技術，更要顧及營運商業機構。即便空降商界管理人員輔助公司成長，還是要教育科研人、投資人、公司客戶、商界專才… 整個過程漫長艱辛又累人。所以，與其 spin-out 為獨立公司，未來的策略是 spin-in。

NARLabs 的科研人才繼續專注技術開發，但緊密與業界合作（對象包括大型藥廠和器官晶片初創)，例如從早期就根據業界要求的規格研發和設計，確保未來的產品附合客戶需求，並有銷售渠道。短期目標是年底前與兩間業界企業簽約合作，明年超過 5 位客戶，2025 年付運 10 萬以上的器官晶片。

精準醫療未來

談到發展願景，徐玉學表示取代動物實驗的市場太細。「當器官晶片做到精準醫療，能代表一個人的內臟運作系統，才真正為世界帶來改變。所以，器官晶片必需融合電訊號。」

的確，當個人基因排序的價格已低至大概 150 美元，現代科學對癌細胞的了解又越加清晰（每個人的腫瘤變異都獨一無二，醫生處方治療癌症藥物需要 trial and error，因某些藥物對某些人無效），任何協助達成精準醫療的器材，都能造福人群。期待器官晶片精準模擬人體生理運作的那天很快來臨。

採訪、撰文：Bonita Wang

編輯：尹思哲

生物醫藥是港府重點發展的創科產業之一，創科局更是主動出擊，吸引海內外龍頭生科醫藥企業來港投資。與此同時，民間近年其實不乏土炮醫療科技初創，今期我們訪問的兩間初創，雖同樣劍指醫療科技，卻分別發展西醫和中藥的不同領域。其中一位的創業「初心」，出於屋企人經歷病痛折磨，在求醫過程中，發現可用科技減少來回折騰；另一位則讀完十年中藥課程，先發現行業以「經驗先行」，不忿氣之下找出科學驗證方法，結果成功另闢蹊徑。

一切由父親患病開始

今年 3 月 1 號，除了是香港全面取消口罩令的大日子，也同時是 HEALTH COMMON 成立的日子。Kenneth 是創辦人之一，本身是製作公司老闆的他，其實從沒想過要做醫療科技初創，一切要由爸爸患病開始，「當時他受到前列腺增生的問題困擾，公立醫院醫生開了藥給他，但服用了長時間仍然沒有好轉，結果由於排尿問題影響生活，而要使用『尿袋』，對老人家來說，身心也不好受。」早年做過記者的 Kenneth，於是拿出記者求真的精神，不停上網搜集資料，「過程中發現要尋找實用資訊並不容易，看完資訊後要作出合適醫療決定就更困難，尤其是並非每個人身邊也有朋友做醫生，要搵醫生獲取專業意見，時間及金錢決不可少。」

經 Kenneth 多番努力，終於找到醫生幫忙處方另一款藥物，令爸爸情況好轉，最後能夠拆下「尿袋」回復正常生活。有感並非每個醫療個案也如此幸運，Kenneth 遂與另外兩位有心人 Ivan 及 Brian 一起創辦 HEALTH COMMON，「坊間有好多醫療資訊平台，但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舉例說用家不會對所有健康資訊也感興趣，有人可能只想知道心臟病資訊，有些可能只想知道骨科或腫瘤科，於是在 HEALTH COMMON 登記成為會員時，會要求用家填簡單問卷，以便日後向用家推送最感興趣的醫療資訊；這方面要多得 Ivan 幫手，他是本地另一間初創 Lively Impact 的 CEO，專責開發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應用，他於是將相關技術注入 HEALTH COMMON。」

精準配對關心健康的人

由 3 月推出至今，HEALTH COMMON 已累積超過 1000 會員，Ivan 表示短期目標都是希望有更多會員及流量，「慢慢建立起病人的數據庫，未來才有更多的可能性。現時我們也會與 NGO 合作舉辦健康講座，他們選擇與我們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理念相近，另一方面是覺得做得 HEALTH COMMON 會員的，也是對醫療資訊關心的人，透過會員數據精準找到對某類健康範圍特別有興趣的人，會令講座辦得更有效，日後當會員數量有一定定數目後，希望能迎來更多商業合作，這也是 HEALTH COMMON 未來的營運模式。」

不過要數 HEALTH COMMON 最大特色，Kenneth 不諱言是設有「醫護專頁」，「不論是專科醫生、註冊中醫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還是牙醫，均可以在網站開戶口，由我們真人確認他們的專業資格後，他們就可以在專頁中分享個人專業內的所有健康資訊，這個做法是針對身邊沒有醫生朋友的普羅大眾，可以利用 HEALTH COMMON 這個平台接觸到合適醫生，尋求專業醫療意見。我們的角色有點像為醫護人員設立社交平台，加強病人與醫生之間的互動，正如我們創辦時的理念：識醫・SICK 得醫，讓病人識得搵合適醫生，並且懂得問自己想要的醫療資訊，正向面對疾病。」

讀中醫另尋出路

1998 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提出「中藥港」概念，最後雖然無疾而終，但卻成功推動港大、中大、浸大三間大學開辦中醫課程，促進了中醫地位的提升。

當年身在銀行做資訊科技的黃偉江就認為機會來到，即刻報讀了港大的兼讀中醫課程，「銀行做 IT 的，去到中層管理層是樽頸位，很難再進一步。很多人會選擇等退休，但我卻想找其他出路，當時聽到大學開辦中醫課程，並且開放機會讓非從事中醫藥行業的人士修讀，本身就打算讀點 IT 以外的東西，於是決定一試。」

結果寒窗苦讀十年，還要犧牲大假前往內地實習，最後成功考取中醫學士及中藥碩士，毅然裸辭打算創一番事業。為安全起見，第一間創辦的公司還是離不開老本行，「做了二、三十年銀行，發現其中一個痛點是 KYC（Know Your Customer，認識你的客戶），銀行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來為客戶進行背景審查，確保清楚了解客戶的資金來源，其實只要應用人工智能及區塊鏈等技術，就能節省不少人手，於是創辦了一間公司，為銀行提供 KYC 數碼方案。」

可惜作為小型初創，要說服銀行採用他們的方案有一定難度，加上創業後遭逢疫情，連見客機會也沒有，如果不轉換想法，生意很難維持下去。「既然千辛萬苦讀了中醫，決定花點時間研究行業運作，發現市民去買藥材時，最難知道的是質量；為何店 A 的珍珠末會貴過店 B 的貨色，消費者就純粹聽從店員的『專業意見』，但實情店員也是靠經驗來判定，而這些經驗大多透過師徒制度來傳承，換言之難有方法去驗證。」

近紅外線成檢測關鍵

發現這個痛點，黃偉江於是開始翻查文献，首先著手研究實驗室如何用化學原理及複雜儀器來驗證中藥，再想辦法轉化成消費級別的方案。「不少研究文章也提出，近紅外線照射到碳、氫、氧等原子時，光線吸收及反射的程度各有不同，於是忽發奇想會否透過收集光譜數據，可以測出中藥材的質素，甚至分辨它們的真偽？」

後來出席公開場合時認識了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中藥藥劑學課程講師周若龍博士，對方也認為此做法可行，促成他於 2020 年創辦 Filix MedTech。「消費級的外紅外線設備終究存在不足，所以要靠算法配合，這方面我最在行，然後再交由周教授的學生驗證，整套方案大致上開始成形。」

不過近紅外線針對的是有機物質，如果由礦物或石頭提煉出來的中藥材，現時仍未可以透過此方法來進行驗證，但黃偉江認為只是時間問題，「除了近紅外線外，世間上還有其他光譜，食物、化妝品等也可以通過不同光譜來驗證真假，最近我們更與房協合作，研究用其他光譜來檢測混凝土等建築物料的成份。現時中藥材驗證後的光譜資料，我們會儲存到區塊鏈上，其中天大藥業旗下的醫館正採用我們的技術，讓客人購買藥材時能夠即場睇到成份及質量，日後中醫藥零售就不像傳統般單純依靠店員經驗來區分品質，特區政府近年努力將香港打造成檢測驗證中心，我相信 Filix MedTech 正好能為每個場景提供技術來分辨真假。」

記者：張康靜

編輯：尹思哲

目前香港創科發展的「四大支柱」之一，是我相對較不熟悉的 Life Science。從過去接觸過的香港創辦人當中，我發現大部分不是大學教授，就是教授的得意門生。想不到，竟在倫敦找回一位不見多年的「中同」，已是英國青年科學家和創辦人的 Albert Kwok，公司專注於基因藥物，更於 2021 年入選 Y Combinator，我有幸跟他在倫敦某 cowork 聊了一下，內容很精彩，我這次就打算原汁原味，整理好一篇 Q&A 稿，借他的經驗和分享，跟香港讀者介紹一下遺傳醫學。

據了解 Nuntius Therapeutics 於 2021 年進入了 YC，目前題目是什麼、做哪方面的產品？

Kwok：我們做基因治療方面的藥，會用 DNA 或者我們很熟悉的 mRNA 來做。以 COVID vaccine 作為例子說明，mRNA 其實可以很有用，同樣地我們用 mRNA 來做藥，也可以很 powerful，反而是現在最大的挑戰，在於怎樣將藥用的 mRNA 帶到你想要帶到的細胞裏面。例如，如果有肺方面的病，如果你想用一種 mRNA 藥，那你就要將這種藥，帶到你肺裏面的細胞，才會有藥用價值，所以說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要有一個傳遞的方式和系統，傳送 mRNA 到你想去的細胞，我們公司在做的，就是這個傳遞 mRNA 的機制，而我們暫時注重在抗癌藥方面。

原理就跟 COVID 疫苗一樣？

Kwok：以 COVID 來講，我們主要是打針之後，想將 mRNA 帶到一種免疫細胞裏面，那種免疫細胞就會將 mRNA 製造成一個 Protein（蛋白質），這個 Protein 會告訴一些特定的免疫細胞，比如 T 細胞（T lymphocyte） ，教他們下次見到相類似的 Protein，你就要去殲滅它。其實所謂「相類似的 Protein」，就是 COVID 病毒裏面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有時候，當病毒變種之後，它本身某些 Protein 的形狀也就不同了，那時候我們又要用一個不同的 mRNA sequence，才能做出這個新的蛋白質。

哪些病可用到 mRNA 方式去克服和治療？有哪些病比較困難？可否列舉一些例子？

Kwok：暫時來說，mRNA 這種藥可以用到很大部分與遺傳基因有關係的病，譬如你的遺傳基因有些問題，令你製造不了一些正常的蛋白質，用 mRNA 就可能可以調整，令細胞製造正常的蛋白質就可以有治病的療效了，像 COVID-19 之類，mRNA 就可以做 vaccine 種類的藥。也有一些病比較難用 mRNA 去做藥治療，例如有些病跟患者身處的環境有關、有些病可能 genetic basis 未那麼清楚，就較難運用 mRNA 去做藥治療。

近年好像不少癌症，都可能用到 mRNA 的治療對嗎？

Kwok：是。我們現在做癌症研究發現，很多時候癌細胞裏面會生產一些很奇特的蛋白質，那些蛋白質在你正常細胞是不會出現的，所以現在很多研究就開始看一下有些什麼新的蛋白質會由癌細胞製造而正常細胞不會製造的，當你知道”癌細胞蛋白質”的結構，你就可以透過設計 mRNA 來產生那些癌細胞蛋白質，如果你能夠把那些 mRNA 帶去你的免疫細胞，那些免疫細胞就可以教育 T cells 或者 B cells，當下次見到這種蛋白質就去對付相關的癌細胞，這種方式就是一種新的抗癌的方法。

所以你剛剛講這個 case，它是一種預防的措施，還是確診後就去治療的手段？

Kwok：這個是預防亦可以是醫療的手段，想像一下有個癌症病人，步驟上是你首先在他的癌細胞獲取 DNA，做一些 DNA sequencing，看它有沒有產生新的病變蛋白質，而當你找到這些病變的 Protein，你就可以啟動以上的治療手段了。

談到所謂的「DNA sequencing」技術，這種醫療方式感覺很個人化？

Kwok：沒錯，絕對是個人化醫療方式，我們很熟悉的那兩間做 COVID vaccine 的公司，包括 Morderna 和 BioNTech，其實他們在癌症個人化治療都開始了一些 clinical trials。

個人化醫療的方式，成本想必一定又很高？是不是都經過了臨床，還是還是在研發的階段？

Kwok：以上兩間公司都已經在臨床了，他們都是臨床初期，但是就已經數據，看起來都是很 promising，未來就會做多一些臨床測試。個人化醫療的方式,現在成本很高，但隨著科技進步，我地希望成本會減低。

有沒有可能針對癌症，也研發出預防性的疫苗？

Kwok：我剛剛說的例子，是可以用作已接受手術治療的癌症患者預防舊病復發的疫苗 。至於預防性疫苗為大眾來防範癌症，我想暫時恐怕就未有。，但是我相信，很多 DNA sequencing、RNA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將會用於癌症領域，用這些技術來了解大眾的 genetic makeup，現在很多公司都在做這類研究，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更多 genetic makeup 與癌症的關係,我們便可以為大眾研發預防性疫苗這會是一個很大的革命。

聽起來 DNA sequencing 是關鍵的技術，原理可否介紹一下？

Kwok：DNA sequencing 簡單來講，就是看你細胞裡面，整個 DNA sequences 排例是怎樣。如果知道這些資料，就有可能知道有些病與某種 DNA mutation(s) 是那些關係，這亦有可能了解到你有多少機率發展出那些病症，可以做一個 prediction。

DNA 這件事，第一次被提出好像是 1953 年，是很久以前，為什麼過了六七十年，才會發展到出今天的 DNA sequencing，為什麼要用那麼多時間？

Kwok：那時候是 53 年，發現和確認 DNA structure 和 DNA basic components。那時候知識就是 DNA 能夠 控制細胞的功能，DNA 就是由4 個 chemical components 組成，這 4 個 chemical components 串連 (DNA sequences) 是基因的基本組成部分。但當時對人體有幾多個基因, 以及𣎴同基因的 DNA sequences, 其實是無一個很深入的 了解。

之後 DNA sequencing 的突破，就是有個科學家叫 Frederick Sanger，應該大約是 70 年代，他就發展出 DNA sequencing 的技術，後世於是就叫 Sanger sequencing，從此開始令到 gene therapy 在理論上行得通。但要數真正 DNA sequencing 的突破，我諗應該要去到 90 年代。

如果你有印象，美國政府曾經的 Human Genome Project，宗旨是繪製人類基因組圖譜，並且辨識其載有的基因及序列，達到破譯人類遺傳信息為最終目的。那時候，可能動用數以 10 億美元計的資金，去排例幾個人的 DNA Sequences，都耗了大約 10 年時間左右，用當時的技術做個人化的排例，就更加是不可能。大約去到 05 至 06 年，開始有了所謂的「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可以快速去排例很多 DNA fragments，然後再用來建立整個基因組。

近年發展很快的 AI、以及最近爆發的 Generative AI 又有沒有關係？

Kwok：在研究 DNA 方面，跟 AI 發展都有關，因為 next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以及其他相關的科技 ，令到我們現在要 sequence 整個人的基因組變得可能，例如你和我的 DNA，現在其實找一些實驗室，可能做幾個星期就可以，總之不再是幾十年的時間。

換言之，很多不同的單位，都可以去 sequence 病人的基因組，然後從中找出是不是有些 mutation(s) 令它病變，這是近 10 年的研究方向。由於 DNA sequencing 可以提煉出很多數據，都可能跟病人病徵息息相關，在這一方面，machine learning 或者 AI，就可以有一個角度去發掘一些 hidden link(s)。

香港也有一些 biomed startup，旨在尋找一些現有藥物和特定遺傳疾病之間的連結。

Kwok：是，因為這幾年，開始出現很多研究，發現可能 DNAsequences裏有些 mutation(s)，會令到你產生一些奇特的 protein(s)。當你知道那些奇特的 protein(s)的 structure(s)時你就可能發現某些現有藥，可以 act on 去這些所謂「怪 protein(s)」, 達到治療的效果。

在投資者的角度，或者市場反應，Genetic Medicine 當中哪一個板塊比較受歡迎？

Kwok：如果以投資市場來說，我想最多資金會投入應該就在治療方面，因為治療範疇非常廣闊，現在因為 sequencing technology 的成熟，很多病我們都可以看看他們的 genetic makeup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第一就是像你剛才這樣說，你會發現市面上已經有些藥，其實已經可以用來治療新的疾病，第二就是如果市面上沒有這種藥，而你又對這個病的 genetic makeup 有認識，你就可以用 mRNA 或者用 DNA 的技術，用 mRNA/DNA 來做藥。雖然 mRNA/DNA 的技術比較新，但是這種科技可以為有些不治之症帶來治療，對於病人來說是一件好事。對於投資者來說，亦是好事，因為 genetic medicine 可以使市場擴大，市場回報可以會是前所未見的。

那你們公司的研究方向又是？

Kwok：其實我們用 mRNA 來做藥，目前主要是注射的藥。雖然 mRNA 是很 powerful，但你要把 mRNA 傳送到你想要的細胞裏，才有治療功效。mRNA 傳送技術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延遲了mRNA medicine 的發展。我們現在研究一些嶄新的 mRNA 傳送技術。我們正在研究一些新型的 mRNA 癌症藥，去治療末期癌症。

回到癌症 genetic medicine 市場，距離產品普及還有多遠路程？

Kwok：我估大家都可以抱持著比較樂觀的態度，因為我相信未來 5 至 10 年，genetic medicine 可以用來治癒很多癌症，到時癌症 genetic medicine應該會很普及了。

採訪：尹思哲

早前報導過今年 StartmeupHK 創業節的揭幕活動「1.5°C 峰會──以科技定義未來十年」，創業節亦積極倡議推進初創生態發展，透過創新科技配合主題「勇闖未來，迎接無限可能」。

緊接揭幕活動，投資推廣署策劃安排了為期一周的盛事，包括一系列圍繞初創企業、市場變革及新興技術的環節，吸引逾 20,000 位來自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士參與，當中包括業界領袖、創業家、投資者、科技菁英及政府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開幕致辭中特別提到，挑戰和機遇是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大灣區作為香港創新發展的重要基地，鼓勵初創企業主動在大灣區尋找機會、開拓市場。

有見近年醫療日益倚重科技發展，資推廣署亦邀得 Brinc 主辦「亞洲醫療創新峰會」，匯聚一眾亞洲醫療保健生態系統成員，探討生物科技、健康科技、醫療科技，以及區塊鏈在行業的應用。活動期間，由香港科技園和香港中文大學支持的生物醫藥科技初創公司優殖（Egglogics）宣布推出全新以基因為本的診斷平台，用於掃描和確定體外受精或冷凍保存卵子的健康狀況。

▲Animoca Brands 聯合創辦人及主席蕭逸於 WHub 主辦的「Scaleup Impact Summit」及 MaGESpire 主辦的「Game On! 2022」上分享行業心得。

今屆推元宇宙主題活動

除了醫療健康科技，近年大熱的自然少不了元宇宙，是以創業節亦設有多個相關峰會及活動，包括「Scaleup Impact Summit 2022 – Universe x Metaverse」，探討第三代互聯網、元宇宙以及初創企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另本地初創獨角獸，因建立元宇宙售賣虛擬土地而聲名大噪的Animoca Brands，亦派出聯合創辦人及主席蕭逸與觀眾分享心得。

「做事一定要有目的。不論事情大小，也要發掘自身能帶來的影響。只要我們盡力做好本分，同心合力推動生態系統發展，定能取得整體成功。」

互聯城市潛力無限

閉幕則有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主辦的「互聯城市大會」，及社群活動「青年先鋒論壇」，為今屆創業節劃下圓滿句號。在「互聯城市大會」中，小組成員就個人和企業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互聯」、「智能」及「ESG 主導」城市的最佳方式進行辯論。

DLA Piper 合夥人 Susheela Rivers分析：「要成為智慧城市需要六大要素：流動性、生活、環境、人才、政府和經濟。」

投資推廣署初創企業主管陳幗貞表示：「本年度的 StartmeupHK 創業節雲集多家國際初創企業，讓我們聚首一堂，探索第三代互聯網、元宇宙，以及可持續創新技術潛藏的機遇。另一個討論焦點，則是數碼化對社會各界的影響。而香港蓬勃的初創生態，已充分證明其在城市創新及數碼化的領先地位，未來發展潛力無限。」

2018 年 4 月，港交所在《上市規則》中引進了第 18A 章，涵蓋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大開綠燈之下，令香港一躍成為生科公司 IPO 熱門地點，世界排名第二，僅次美國。但實際上 50 家生科公司透過第 18A 章上市，募集近 1,145 億港元只是股票市場的數字遊戲，當中內地企業佔半數，本地生科初創仍然屈指可數。

就連疫情期間在港聲名大噪、本地五大核酸檢測承辦商之一的相達生物科技，也坦言開發產品面對的不單是技術問題，而是到處敲門也未獲融資，結果甚至要向銀行借錢來支持研發成本！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招彥燾（Ricky）承認當初決定做核酸提取試劇，有點搏一鋪的意味，「公司最初在加州創立，主攻傳染病快測產品，2018 年回流香港時，團隊研發到一套癌症檢測核心技術，令早期癌症篩查出現突破，效果十分好，本來打算以此為公司未來發展方向，誰料疫情淹至，一切變得不一樣。」

新冠肺炎黑天鵝改寫了你與我的生活，但對 Ricky 來說更加翻天覆地，「疫情剛爆發時，身兼國務院聯防聯控專家的北京大學教授跟我說，國內核酸測試準確度不夠高，希望用我們的核心技術來提升準確度，最後我決定出手相助，將所有用於癌症研發的資源，撥到新冠肺炎上。這個決定在商業上並不理智，但作為科學家，想起自己科研初心是要去解決問題，最終下定決心去馬。」

「向銀行借錢才能完成研發」

結果香港研發團隊每日早上九時工作至凌晨二時，再由美國團隊接力，天昏地暗 24 小時不停努力了一個月後，終於成功研發核酸提取試劑，並獲國家科技部批出特別通行證，到武漢市發現新冠肺炎首例的金銀潭醫院作臨床測試，準確度比國家金標準高，因而被國家列為重大技術，甚至獲美國 FDA 列為推薦使用技術，全亞洲只此一家。

科研品質受到認可，商品化時機又理想，理應吸引大量投資者？Ricky 苦笑事實並非如此，「整個項目投入了 500 萬美元的資金，相對其他生科項目，這不算一筆大錢，但我們卻真的拿不出來，最後要向銀行借錢才能完成研發。」

即使港府近年推出多項利好生物科技產業的政策，本地生物科技生態圈逐漸成形，但目前香港於生物科技的前期投資卻未如理想，「香港貴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於投資者來說有更多容易賺錢的途徑，生物科技回本周期長，中間更涉及眾多不確定性，明顯不是他們杯茶，再加上了解生物科技行業而又有興趣投資的本地投資者，一隻手可以數完，本地生科初創想在前期融資，難度十分高。」

即使能夠成功「疫下轉型」亦不例外，「儘管目前我們有產品有技術，甚至疫情驗證了團隊的執行能力，也沒有特別令投資增長；即使有投資者因我們的成就慕名而來，卻以新冠肺炎終有一日完結為由，認為公司發展沒有可持續性，最終也沒有促成投資。」

難道本地生科初創真的無路可走？Ricky 說又非如此絕望，「回望這兩年的旅程，也不是完全沒有投資者向我招手，不過身為科學家，大概對自己及團隊太有自信，覺得公司應該擁有更高估值，而沒有接受投資者的選項。雖然結果能一鋪返身，但我相信這樣的機會並不多見，因此我建議初創遇到有價值的投資者，價錢不要像我揸得太緊，條路會易行很多。」

「怎樣才算有價值的投資者？我覺得可以分兩方面考慮：一是價值並不一定是錢，創業者最珍貴的資源其實是時間，如果投資者在行業內有網絡，可以連繫潛在合作夥伴甚至客戶，省掉你去叩門或撞板的時間，這個價值已十分高；二是如果對方是知名投資者，即使最後融資金額未如理想，但卻能憑藉光環效應（halo effect）吸引其他投資者跟投，令之後的融資路變得容易。」

聽完創業者的心得，投資者是否抱有相同想法？專注於醫療科技及人工智能等早期投資的 Saltagen Ventures，執行合夥人馮尚賢（Joseph）也坦承，香港不是太多投資者明白生物科技，「自從有了第 18A 章，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資中心，但大多是便利了內地生物科技企業來港上市，對於本地生科初創沒有太大幫助。尤其是本地投資者傳統都在股市及樓市賺錢，而本地科創也只強於零售、地產及金融科技方面，不像美國及加拿大有較多成功生科例子可參考，他們無從了解當中風險，自然不會選擇投到相關範疇。」

習主席訪港扭轉局勢

不過疫情卻對生物科技發展帶來很大契機，Joseph 表示，「因為出現通脹及封關等問題，影響全球初創的融資金額，今年亞洲的創投規模更出現大幅度下調，投資者也在思考什麼是好的投資，反而出現良性的市場修正，例如會見到不少零售科技估值過高，而疫下生物科技的動力，遠比其他創科範疇高，加上入場門檻高，令可以進場的競爭對手數量低於其他創科行業，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令一眾投資者的眼光慢慢聚焦到生物科技的範圍。」

今年 7 月 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考察科學園，Joseph 認為對於本港生物科技融資有莫大幫助，「他在講話提到，香港需要着力攻克關鍵核心技術（deep tech），加上一直以來，國家『十四五規劃』也定位香港要打造成為生物科技創新中心，投資者已開始積極審視這個範疇，本地生科初創在未來，相信會有更好的融資機會。」

曾在花旗集團另類投資部和摩根士丹利的買方研究部門任職的 Joseph，2017 年創立 Saltagen Ventures，過去五年加強於精準醫學、AI 診症及療法的投資，今年 6 月更宣布推出第二輪生物科技基金，其目標管理資產規模（AUM）為 1.2 億美元，預期回報倍數超越四份三的同類基金，「不過要做到有質素的生物科技投資者，團隊中需要有大量具有數十年研究背景的專家，尤其是在初創早期進行投資，是考驗你對行業和技術的知識，以及對創辦人的判斷，不少生科初創要 5 至 10 年後，才彰顯到他們的價值，要投資他們身上賺取回報並不容易。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開放市場吸納更多人才，才能令整個生態圈成長，有助改變目前融資困難的局面。」

訪問片段

編採：尹思哲

疫下各行業均受影響，部分甚出現結業潮，醫療界也不例外，雖然需求上升，但如何在保障病人及醫護人員下提供服務，並且體貼病患及照顧者的需要，也存在很多挑戰。

今次就訪問了 FindDoc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伍俊彥（Ivan）及藥物圖標（Drug Icon CC）項目負責人區恩庭（Albert），了解兩間本地醫療初創如何在疫情下轉型求變，利用科技拉近醫患之間的距離，同時又能減低感染。

改變既有生態困難重重

成立於 2012 年的 FindDoc，最初成立時主力建立醫生名冊，現時平台上有來自 50 個專科、6,000 多位醫生的資訊，後來花很多時間進行變革，為平台加入預約功能，用戶透過搜尋功能找到地點最接近的專科醫生，並進行線上預約。

疫情期間，見網上求診將成未來趨勢，FindDoc 索性加入視像問診功能，看似很順理成章，但 Ivan 卻說一走路來並不容易，「以早年加入線上預約醫生為例，當時很多醫生也質疑，什麼人會上網搵醫生。因為傳統做法搵醫生是靠口碑或是家人朋友的推薦，於是他們假設沒人會貿然上網搜尋；從病人角度也覺得看醫生要排隊要等，是正常不過的事情，醫生時常會有突發事情如手術等要兼顧，上一個症看久了，也會推遲了下個病人的診症時間，習以為常大家就覺得不是問題。但我們作為初創就是想打破傳統，這個年代還要由護士接聽電話筆錄登記，每日重覆幾十次回答地址及診症時間等繁瑣問題，甚至因電話打不通而流失客人，明明看到以科技可以解決的問題，沒理由坐視不理。」

不過要改變整個生態，過程來得有點艱辛，Ivan 花了數年時間才能說服醫生接受預約功能，「最簡單是以數據說服他們，最初 FindDoc 的搜尋量，確實集中於以醫生名字作為關鍵字進行搜索，不過慢慢我們發現，有用戶轉以專科及地區搵醫生，例如搜尋中環心臟科醫生，又或是尖沙咀區的耳鼻喉科醫生，因為始終你問家人或是朋友，總有些專科他們沒機會看過，要在網上搜尋，我們將這些搜尋行為轉變的數據，整理並轉交醫生，他們才認清市場有此需求，開始嘗試加入預約功能。」

最神奇的地方，是不少醫生採用此功能後，發現幫他們解決了困擾多年的問題，「醫生時間很寶貴，最理想是所有診症時間均有人看症，但原來約有 15-20%的病人會爽約不出現。使用預約功能後，可能病人需要實名登記，擔心不應約會被列入黑名單，加上屆時會有短訊提醒，減低了因大意忘記而沒有應約的機會，令整體爽約的比率大幅度降低，有醫生甚至會因而優先接待 FindDoc 的病人。」

Ivan 憶述推出網上預約功能後，最有趣是有物業管理公司致電查詢，「我們也很奇怪為何會接到物管公司的電話，細心了解下才知道他們正管理一幢醫廈，即是那些很多層也是醫務所的商業大廈，遇到的難題是繁忙時間排隊等升降機的人流太誇張，影響到大廈內其他商戶，商戶向物管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尋求解決方案，所以才找上我們。」雖然最後也沒有達成合作，但卻為 FindDoc 團隊打下強心針，明白到網上預約真的有市場需求，也為他們多年的努力帶來肯定。

醫生 WFH 或成新常態

既然醫生能夠透過網上預約，下一步 Ivan 就想能否在網上看醫生，不過這比網上預約來得複雜很多，「首先是法規問題，醫學委員會一直對視像問診（tele-medicine）並沒有提供指引，幸好在醫學界努力爭取下，終於在 2019 年 12 月發出指引。不過規管較為嚴格，醫生首次診症必須是面診，建立了醫患關係後，後續才可以採用視像問診。」

「雖然要求相對較高，但總算打開了缺口，可以開始研究如何做好。今年因為第五波疫情，醫生與醫委會進一步溝通，指引在今年 2 月更新，首次診症可根據醫生專業判斷，決定是否能透過視像問診，這無疑提供新空間，讓網上睇醫生變得可行，就連早年已與 FindDoc 洽談合作的養和醫院，一直也對視像問診抱觀望態度，指引更新後立即通過 FindDoc 平台推出視像會診服務，如果沒有疫情，相信普及速度不會那麼快。」

即使解決了法規問題，但技術支援也不容忽視，尤其是醫生並沒有任何技術背景，要他們懂得使用就要花點心思，Ivan 說因此在設計平台時加入兩大考慮，「一是整合了 Zoom 作為視像平台，重新寫過另一個平台不單太花功夫，最重要是疫情期間，大家已慣了使用 Zoom，毋須病人重新學習，對用戶來說會較易適應。」

「另外是派出工作人員擔任虛擬接待員，正如剛才所說，醫生時間十分寶貴，虛擬接待員會先在診症前先接通病人，就像你到診所時，會有護士先檢查身份證及查找病歷一樣，我們希望在視像問診時，提供跟現實診症同樣的體驗，同時也確保用戶的網絡連接並沒有出現問題，於是醫生連線後即時可以開始診症，不會浪費他的時間，也不用費心技術問題，令整個流程能簡化。」

雖然 Ivan 坦承視像問診不能完全取代傳統面診，但病人因種種情況未能前往醫務所，又或是想即時取得醫生專業意見，視像問診就提供了可能性，「對於醫生來說也有新的可能性，至少他們未必一定要回診所看病，可以像其他行業 WFH，未來甚至不需要長租診所，可能將十個視像面診病人排好於同一日上午，於是在共享辦公室租一間會議室，幾小時內看完所有病人，對於醫療行業來說，有可能是一個新常態。」

最近不少港人移民海外，到外地時想親切地用廣東話看醫生，或是想找回在港一直跟進個人病歷的家庭醫生，視像面診絕對是最佳方案，「首先要解決地域上的執業資格問題，不過香港醫生要在英國等海外地方取得註冊並非難事，反而要考慮的是藥物的物流問題。不過即使醫生在海外沒有執業資格，一些大型手術如癌症手術等，也可以依靠視像會診取得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總括來說，視像問診解放了固有模式及法規，衍生更多可能性。」

長者平均服用 8 種以上藥物

疫情除了產生遙距看症的商機，也令普羅大眾更加關心如何做好社區護理，尤其是有了視像問診這個途徑，病人遙距診症後透過送藥到家的服務，接收到所需藥物，成年人要讀懂藥物上面印好的服用指引並不困難，但對於長者或是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人士，收到藥物也未必明白如何服用。

艾草蜂（Acesobee）創辦人區恩庭（Albert）見到這個痛點，於是構思用圖像來取代文字，創作出藥物圖標（Drug Icon CC），「公司早年積極開發醫護通系統，便利醫生及護士能與病人及其照顧者好好溝通及聯絡，但發覺藥物是醫患溝通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我另一個身分是理工大學的客席講師，見到學生設計不同圖案標籤時，突然靈機一觸，想到以圖像取代藥物上繁複的用藥指引，於是在 2019 年開始展開研究，看看是否可行。」

研究第一步首要看法例是否可行，於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不同國家的法例，發現美國及台灣有採用藥物圖標的先例，但香港在這方面卻沒有任何規定，於是 Albert 決定夥拍本地社區護士及藥劑師，並蒐集本地用家意見，設計出統一而全面的藥物圖標。

「原理跟交通標誌及衣服上的洗滌標籤一樣，令人毋須睇字，望到圖標時可以做到一眼就明的效果，而且要幾歲的小朋友也看得明白，說起來很簡單，但要真正做到就有困難；例如飯前服用，對於中國人來說畫碗飯就能說明，但對於少數族裔來說，他們並非以米飯為主糧，以飯作為圖標會否較難明白？又例如『需要時服』，如何用圖標說明需要時這個理念，並且不同文化背景的用家也明白，難度一點也不低。」

對於能讀懂藥物文字標籤的你跟我，可能不易理解為何 Albert 要花這麼多功夫來創作圖標，但對於長者及少數族裔來說，這卻有迫切的需要，「據本地 NGO 的統計，七十歲以上的長者平均每日要服用超過 8 種藥物，若以數量計算，則要服用 13 粒以上的藥物，對於成年人來說也有點難記，更不要說記憶力不如我們的長者；不少照顧者是長者的伴侶，換言之他也是長者，不單要緊記伴侶需要服用的十多粒藥物，也同時要熟背自己需要服用的多種藥物，可說是十分重的負擔。

對於少數族裔來說也很困難，因為藥物標籤僅以中、英文列明，如果他們的語文程度不高，要讀懂標籤所列明的指引，可能要依靠其他人花時間解釋及手寫備註，最重要是香港公共醫療長期人滿之患，遇有不明白的地方想請教醫生，排期往往要等到六至九個月後，對病人來說很無助。」

沒有統一的藥物圖標

Albert 說在比對美國和台灣的藥品標籤及圖標時，發現兩地藥物均沒有統一標準，「以台灣為例，每間醫院或醫療機構也會自行開發一套藥物圖標，其他機構礙於版權問題未能採用，於是形成各自有一套的情況，對於圖標要普及化，這樣做並沒有好處。所以我跟團隊開發藥物圖標時，選擇了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的方式，可以讓使用者複製及使用，原意是希望像手機中的 Emoji 般，愈多人用就愈多人認識，慢慢變成統一格式。」

不過既然以開源形式開發，變相成為非牟利項目，Albert 就要多花腦汁來爭取營運經費，「除了製作藥盒需要資金外，我們還需要製作教材，讓病人看完影片後，可以明白圖標所帶出的意思，目前已經製作了中、英及烏都文三個版本，照顧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需要，但這些都需要一定的資金，聘請專業人士進行製作。

幸好社創基金 (SIE Fund) 及 創匯點 (Impact Incubator) 批出了 30 萬元資助支持我們營運，讓我們可以用了製作影片及 3,000 個藥盒，作為第一階後試驗，目前藥盒通過 12 間 NGO 營運的社區藥房及外展服務隊派發，收到不少用戶反饋也均十分正面，正與本地不同基金會商討，並且通過與藥廠、保險等企業洽談贊助，也打算在 Kickstarter 上開設眾籌專案，從多個渠道募集更多資金，可以將計劃進一步擴大。」

談到未來發展，Albert 特別關注本地印傭，「印傭佔本地一定人口，她們跟其他少數族裔同樣面對藥物標籤的問題，不過之前進行烏都語翻譯時已很困難，因為本地只有一位藥劑師懂烏都語，而香港根本沒有藥劑師懂印尼語，目前正找藥廠幫忙，看看是否可以連繫到他們於印尼的分公司，找到同事幫忙進行翻譯，因此資金也不是整個項目要點，令更多人認識藥物圖標，並透過他們的網絡壯大項目才是最重要。目前我們也到過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東南亞其他地方的學術機構介紹藥物圖標，希望能推廣到更多地方，減低當地醫療系統的負擔。」

訪問片段

採訪、撰文：尹思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