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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開放數據

如何令低空經濟可持續發展 除技術、設施，還要強化數據整合的能力

by Lam Lawton on 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開放數據


如何令低空經濟可持續發展 除技術、設施，還要強化數據整合的能力

鄧淑明博士

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客席教授

為推進低空經濟生態圈建設，政府將制定「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並計劃完善基礎設施，務求令低空經濟發展更趨規範與系統化。

不過，要推動低空經濟發展，單單考慮技術與基礎設施的建設並不足夠，還須強化數據整合的能力。政府現有的空間數據共享平台(CSDI)已有不少有助低空經濟發展的數據，如地圖、航空照片、三維空間數據、建築物與交通數據及天氣資訊等，只要透過CSDI這個單一可靠資訊來源（Single Source of Truth）平台去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便有助各界發掘更多低空經濟的應用場景，可進一步釋放數據的潛在價值。

 

此外，政府早於2022年已成立「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銳意推進氫能產業發展，繼2023年底，由城巴引入全港第一輛雙層氫能巴士及第一個加氫站後，最近又試行三輛氫燃料電池洗街車。相較純電動車，氫燃料電池車所需的電池數量和體積均較少，將來處理電動車退役電池的需要也相應降低。如果香港將技術成功轉移至低空經濟範疇，便可助力低空經濟有突破性發展。故此，拓展氫能低空經濟必須同時納入規劃行動綱領。

 

事實上，若要真正推動香港成為低空創新應用的核心樞紐，便須銜接國家的「空天地海一體化」發展戰略。目前，大灣區內有多個城市在低空經濟的發展上已累積不少經驗，香港如能積極借鏡這些城市的實踐經驗，並加強與各地政府的溝通協作，探索協同管理的創新模式，共建低空經濟載人及載貨航綫，相信可有效加快本港低空經濟發展步伐，促進灣區城市的協同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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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基建人工智能資訊及通訊科技

Qualcomm 推 AI 原生寬頻架構　Wi-Fi 8 網關支援 20Gbps 及本地 AI

by anskar on IT 基建人工智能資訊及通訊科技 Dragonwing Qualcomm Wi-Fi 8 固定無線接入 電訊網絡
物聯網基礎設施架構圖展示多層級連接與設備整合.

Qualcomm 於 10 月 12 日在 Network X 2026 大會前夕，公布涵蓋 Wi-Fi 8、網絡安全管理、毫米波傳輸及 5G 固定無線接入的 AI 寬頻方案。其中與美國光纖網絡供應商 gFiber 合作的新網關支援對稱 20Gbps 寬頻服務，並能直接在路由器運行 AI 智能體。Qualcomm 同時披露，其 Dragonwing SAM 管理軟件的代理程式已部署於全球超過 1,000 萬部網關，反映相關管理技術已有實際商用基礎。

與 gFiber 合作開發 Wi-Fi 8 網關　本地 AI 處理網絡管理

Qualcomm 與 gFiber（前稱 Google Fiber）及台灣網絡設備製造商 Gemtek 合作開發 gFiber Wi-Fi 8 Premium Gateway，採用 Dragonwing NPro A8 Elite 平台，配備 5 核 CPU、Hexagon NPU 及同步四頻 Wi-Fi 8 系統，可直接在網關執行 AI 推理，減少對雲端處理的依賴。

三家公司展示的應用包括使用自然語言設定家長監控，例如要求路由器暫停指定裝置使用社交媒體至晚上 7 時。用戶亦可透過語音產生訪客 Wi-Fi QR Code，並使用 AI 查詢網絡運作狀態及進行故障診斷。

對電訊商而言，這類功能讓網關具備提供智能家居管理、網絡支援及訂戶增值服務的能力。部分敏感資料可留在本地處理，但不代表所有網絡管理及分析資料均不會傳送至雲端。

值得區分的是，20Gbps 指 gFiber 光纖服務的上下行對稱接入速率，並非單一 Wi-Fi 裝置可達到的無線速度。gFiber 原有的 20 Gig 服務已使用 25G PON 技術及 Wi-Fi 7 路由器，新設備主要升級本地無線連接與 AI 處理能力。

gFiber 表示，現有 20 Gig 客戶將優先使用新網關，待設備完成認證後再全面升級。新網關硬件架構亦預留支援未來 50Gbps 服務的能力，公司計劃於 2027 年春季進行住宅 50G 測試。

Dragonwing SAM 已部署逾千萬部網關　支援跨品牌管理

Qualcomm 同時公布 Dragonwing Security and Management（SAM）智能服務框架，結合設備識別、應用程式流量分類、服務品質分析、網絡安全及雲端智能功能，協助電訊商掌握用戶端網絡狀況。

SAM 的 Device ID 可辨識連接網絡的裝置，Service ID 則用於分析裝置正在使用的應用及服務。當網絡出現異常時，營運和客戶支援人員可利用相關資訊進行故障分析。安全服務則涵蓋惡意軟件、網絡釣魚、勒索軟件及憑證攻擊等威脅偵測與防護能力。

Qualcomm 表示，Dragonwing SAM 代理程式已運行於超過 1,000 萬部網關，當中包括北美、歐洲及拉丁美洲一級電訊商的商業部署。這個數字代表相關代理程式的既有安裝規模，並不等於今次公布的全部新功能都已部署至這些設備。

SAM 採用開放式軟件架構，支援 Qualcomm Dragonwing 平台及第三方晶片，並兼容 RDK-B、prplOS 和 OpenWrt 等網關軟件環境。它可透過原生或容器化方式運行，亦支援第三方軟件供應商整合服務。

這種跨平台設計讓電訊商有機會在現有設備上擴展管理及安全功能，毋須把所有服務綁定於同一款晶片。不過實際可部署的功能，仍取決於原有網關的處理能力、軟件版本及系統整合情況。SAM 同時涉及邊緣和雲端資料處理，電訊商仍須評估資料收集範圍、存取權限及私隱要求。

毫米波傳輸及 FWA 平台　擴展光纖以外的接入方式

Qualcomm 今次亦公布 Dragonwing Point-to-Multi-Point（PtMP）及 Point-to-Point（PtP）平台，兩者均採用授權毫米波頻譜及定製無線電設備。

PtMP 可由單一接入點連接多個用戶端設備，適用於住宅大廈、工業園區及其他需要集中提供寬頻服務的地點。PtP 則在兩個網絡節點之間建立高容量無線連接，可用於基站回程傳輸、建築物互聯或光纖網絡延伸。

兩個平台均採用時分多址（TDMA）排程及多標準訊框同步技術，以支援低延遲傳輸及減少不同系統之間的干擾。Qualcomm 主要將相關方案定位於光纖鋪設成本較高，或需要迅速擴展覆蓋的地區。

另一款 Dragonwing FWA Gen 6 Elite 則採用 Qualcomm X105 5G Modem-RF，整合 5G Advanced、三頻 Wi-Fi 8 及非地面網絡（NTN）功能，供設備製造商開發固定無線接入網關。

平台採用符合 3GPP Release 19 發展方向的架構，配備第五代 Qualcomm 5G AI Processor，可根據無線電訊號及網絡負載變化調整連接策略，包括流量分類、干擾管理及連接恢復。這些功能仍須配合營運商網絡及設備實際支援情況，不能等同現時已可使用完整 6G 或衛星寬頻服務。

四類 AI 寬頻方案的營運用途比較

方案 主要功能 營運商用途
Wi-Fi 8 AI 網關 本地 AI 推理、智能體、四頻 Wi-Fi 8 高速接入及智能訂戶服務
Dragonwing SAM 設備識別、故障分析、網絡安全 網絡管理及增值安全服務
PtMP / PtP 授權毫米波、多點接入及無線回程 擴展覆蓋及基站互聯
FWA Gen 6 Elite 5G Advanced、NTN、三頻 Wi-Fi 8 固定無線寬頻及偏遠地區接入

從電訊商營運角度看，Qualcomm 新方案涉及兩種不同部署方向：利用現有網關的軟件管理能力增加服務，以及透過新一代硬件擴展高速接入和無線覆蓋。

當中 SAM 已具備超過 1,000 萬部設備的代理程式安裝基礎，而 gFiber Wi-Fi 8 網關、FWA Gen 6 Elite 及毫米波平台則處於不同的展示、產品推出或部署準備階段。企業評估時需要分別考慮現有設備兼容性、頻譜與網絡條件，以及 AI 服務所需的持續管理工作，不能直接把硬件支援功能等同營運成本節省。

資料來源：
Qualcomm Network X 2026 官方公告
Qualcomm、gFiber 與 Gemtek 合作公告
Qualcomm Dragonwing SAM 技術說明
Qualcomm Point Access Series 技術說明
Qualcomm FWA Gen 6 Elite 技術說明
gFiber 20 Gig 服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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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業界消息資訊及通訊科技

AI 面試官殺入秋季招聘：內地應屆生六場面試未見真人

by Pierce on 人工智能業界消息資訊及通訊科技 AI 面試
女性面試者與AI面試官進行線上面試.

內地今年秋招有求職者面試六場，卻一個真人也沒見到。cnBeta 轉載科技狐的報道稱，大廠不約而同把面試官換成 AI，銀行和車企也在使用。

一條流水線：初篩交給 AI 已成常態

騰訊新聞同期報道，有應屆生九場面試中有六場是 AI 流水線初篩。背景是競爭激烈：人社部數據顯示，2026 年全國有 1,270 萬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多 48 萬，再創紀錄。這種模式也不限於內地。香港 JobMarket 7 月報道指，AI 聊天機械人擔任首輪面試官，負責提問、追問和評分，再交給招聘經理決定是否晉級。過去多見於零售、製造業等大量招聘的職位，現已擴展到白領職位，Coinbase、Experis 和 Zapier 均有採用。

企業為何接受：省時間，也是一門生意

招聘軟件商北森披露，2026 財年 AI 新簽合約額超過 8,700 萬元，按年增長 10 倍，落地客戶逾 1,400 家。其中 AI 面試官單品新簽 2,100 萬元，按年增長 3 倍，續費率 120%，客戶包括長安汽車與長鑫存儲。北森另稱，使用其 AI 面試官後，藍領招聘周期由一星期縮至一天，新員工三個月離職率由 40% 降至 18%，評估精準度達 93%。這些都是廠商自述的數字，未經第三方驗證。JobMarket 的標題則提到，有企業稱 AI 篩選可挑出五倍人選。

風險與爭議：歧視、作弊與冒名

TVBS 引述調查指，美國約三分之二求職者遇過 AI 面試官，並引發職場歧視的情況。AI 面試平台 Fabric 分析 19,368 場 AI 面試，38.5% 的求職者被標記有 AI 作弊行為。日本 AI 公司 KOWRO 的行政總裁也遇過疑似 AI 冒名應徵者，對方嘴型與聲音不同步，他當場中止面試。香港方面，政府 Smart Government Innovation LAB 的方案目錄收錄了 Lantern AI。它是 SaaS 對話式 AI 招聘工具，負責自動化初步篩選和排程。Hays 香港亦指出，AI 可處理履歷篩選與面試安排，讓人力資源團隊專注策略工作。

對企業的啟示

AI 面試會繼續擴散，但企業需要保留真人複核，並向求職者說明評分準則。求職者則應預先測試網絡和鏡頭，回答時多用具體例子。當算法成為第一道關卡，企業如何避免誤篩表達方式不同的人才？

 

資料來源：

cnBeta

騰訊新聞

JobMarket

TVBS 新聞

Smart Government Innovat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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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科技專欄資訊保安資訊及通訊科技

AI Agent 權限解鎖，網絡安全防線如何重構？｜科技巨頭模型頻越界

by Francis Fong on 人工智能科技專欄資訊保安資訊及通訊科技 AI Agent 人工智能 權限管控 網絡安全 資訊保安 雲端安全
人工智能與網絡安全防護系統的數字化圖像.

近來科技界最受關注的話題，莫過於多個人工智能模型在測試中意外入侵真實企業系統。Google 證實旗下 Gemini 模型因測試環境意外連接互聯網，竟然自行尋找登入憑證並猜測密碼，成功登入三間真實公司的系統。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早前亦曾三次越界取得未授權存取權，OpenAI 及 Meta 同樣披露過類似情況。當四大科技巨企的 AI 模型接連打破隔離，這已不再是單純的實驗室意外，而是為全球企業的網絡安全防線發出了強烈的預警訊號。

每當談及「AI 失控」，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產生自我意識、企圖控制人類的畫面。然而，現實中的危險遠比科幻情節更直接且棘手。現階段的 AI 失控，本質上並非模型具備人類式的惡意，而是 AI 代理（AI Agent）具備強大的自主執行力，在目標設定與權限隔離出現漏洞時，AI 會以高效率追逐指令，卻缺乏足夠的能力判斷目標究竟是虛擬沙盒還是真實世界。

這種技術越界帶來的首要威脅，是攻擊速度與規模的質變。傳統黑客進行網絡入侵，需要時間搜尋漏洞、分析程式碼並試探密碼；但 AI 代理具備極強的運算與並行處理能力，能以超越人類數十倍的速度同時分析大量公開數據與程式碼庫，尋找未被撤銷的密碼或 API 密鑰。一旦 AI 獲得互聯網權限，網絡攻擊就不再是單次點對點的入侵，而會演變成全天候、自動化的連鎖式災難。

其次是供應鏈與關鍵基礎設施亦面臨全面失守的風險，隨著日漸增多企業將 AI 代理深度接入雲端管理、程式碼庫、支付系統及客戶服務平台。若 AI 模型在測試或運作中出現配置錯誤，順著一組公開憑證複製敏感資料、刪除營運紀錄、甚至植入惡意程式，其波及範圍將瞬間從單一企業擴展至整個供應鏈。倘若受影響的系統涉及到金融交易、醫療紀錄、電力網絡或交通運輸，後果更不堪設想。

此外，這類自主行為亦引發了法律責任與權責歸屬的混亂。當 AI 模型自動化執行了未經授權的入侵或破壞行為，責任究竟應該由模型開發商、測試機構、受害企業，還是基礎設施平台承擔？現行法例在應對 AI 代理的自主行為上仍存在大量模糊地帶，這很可能成為企業安全防禦上的巨大漏洞。

面對這場隱形危機，科技界絕不能再以「測試誤差」輕易掩飾。防止災難發生，重塑人工智能安全標準已刻不容緩。測試環境必須採用硬件及網絡層面的嚴格沙盒隔離，絕不能僅依靠提示詞來限制 AI。其次，所有測試憑證應全面採用虛構資料與短期權限，並建立人類即時監控機制。最後，外判測試與紅隊演練的運作流程亦須更透明。AI 安全不僅關乎模型輸出的內容是否合規，更取決於們賦予它的權限與環境。唯有築牢權限控制與網絡防線，才能確保人工智能成為推動生產力的利器，而非引發網絡災難的隱患。

Francis Fong 方保僑

方保僑先生於資訊、通訊、科技及電子消費品市場工作超過二十年，引入過不少新科技產品，並創辦多個業界組職及為多個非營利機構擔任委員提供專業意見。現任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香港互動市務商會創會及榮譽會長、香港消費電子產品聯盟創會會長、電子學習聯盟創辦人、世界資訊通訊與服務業聯盟董事、電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電訊規管事務咨詢委員會成員、運輸署智慧交通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樂施會香港及樂施會澳門董事會成員、香港小童群益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委員、香港紅十字會資訊科技委員會成員，仁愛堂堂務行政委員會外界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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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徹底淘汰身份證影印｜推動零副本數碼新治理

by Emil Chan on 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Open API 數據私隱 數碼治理 智慧城市 智方便 資訊保安 零副本
數碼安全與資料保護的數位盾牌與掃描文件.

數碼港逾 400 GB 包含員工與求職者身份證、銀行賬單等極端敏感資料被黑客盜取並在暗網兜售的醜聞，以及浸會大學伺服器遭入侵導致數以萬計學生與教職員個人資料外洩的嚴重事故，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然而血淋淋的教訓擺在眼前，體制上下卻依然如盲人摸象般無動於衷。

明明政府早推行了「智方便」（iAM Smart），耗費龐大公帑建立起數碼身份基礎設施，各大公營機構、法定機構與大專院校卻棄之不用，頑固地沿用數十年前的原始行政陋習——強迫求職者與員工遞交身份證副本、實體學歷影印本與銀行月結單截圖作「身份核實」。正是這種盲目收集、長期儲存明文資料的陳腐流程，親手為黑客築起一座又一座待宰的「數據蜜罐」。

他山之石：全球城市的現代化「無副本、重憑證」實踐

國際先進智慧城市早已徹底揚棄「複印留底」的過時做法，全面轉向 API 授權與去中心化驗證架構：

  • 新加坡（Singpass + Myinfo）：機構聘用員工或核對身份，全部經由手機 App 授權調用政府 API。系統僅回傳加密驗證權杖（Token）與必要欄位，機構端完全不得留存任何身份證或護照影像。
  • 愛沙尼亞（X-Road 與 Once-Only 原則）：法律嚴格禁止政府與機構重複索取市民已提交過的資料。招聘審核只透過分散式數據交換層調取即時核驗狀態（例如「合法工作資格：有效」），資料不落地、不留本地備份。
  • 歐盟（EUDI 數碼身份錢包與零知識證明 ZKP）：採用可驗證憑證（Verifiable Credentials）。機構只需確認求職者具備合法工作權限且年滿 18 歲，系統透過密碼學證明返回「是/否」，機構後台根本無需知悉其身份證號碼與精確出生日期。
  • 英國（Share Code 系統）：內政部為求職者生成單次有效的查驗碼，僱主憑碼登入官方門戶核實工作權限，完全免除掃描或存檔護照與簽證文件。
  • 澳洲（Digital ID 與 Open Banking）：利用 myGovID 進行多重認證，並透過消費者數據權利（CDR）架構由銀行直接回傳賬戶所有權加密校驗，徹底淘汰收取存摺與月結單影本的舊規。

香港改革方案：以數碼基建取代「副本存檔」

  • 全面接軌「智方便」（iAM Smart）API：公營機構人事與招募系統全面強制串接「智方便」API，透過生物認證完成強認證（MFA）與即時身份核實。系統後台僅存儲雜湊授權碼（Hash Token），嚴格明令禁止再上載任何身份證掃描檔。
  • 直連可驗證數碼學歷及專業證書平台：大專院校與專業團體之證書全面升級為微憑證（Micro-credentials），發證機構透過非對稱加密簽署。招聘端直接對接驗證真偽，既杜絕假學歷，更免除收集紙本證書影本。
  • 串接轉數快（FPS）與商業銀行 Open API：出糧與薪酬報銷系統直接經由銀行開放 API 驗證戶名與賬號的一致性，徹底廢除收取銀行存摺或月結單封面的危險做法。

五年發展規劃：特區政府推動路徑

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數字辦）牽頭，訂立五年階段性推進目標：

  • 第 1 年（頂層規範與法規指引）：數字辦聯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布全新行政指引，明確將公營機構與大學留存身份證副本定性為「高風險且非必要行為」，確立智方便 API 查驗為法定招聘標準通道。
  • 第 2 年（公營機構全面推行 API 身份認證）：所有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公營事業及大學之人事系統全面完成智方便 API 對接，新入職流程全線停收紙本與電子身份證副本。
  • 第 3 年（建立統一數碼證書與學歷驗證網絡）：教育局聯同八大院校及主要專業協會，建立跨機構數碼憑證交換層，入職學歷核查全面實現發證端直連驗證。
  • 第 4 年（金融 Open API、數碼港元與港元穩定幣應用閉環）：金管局推廣企業端轉數快核對通道與開放銀行 API，並進一步引進數碼港元（e-HKD）與合規港元穩定幣（HKD Stablecoin）的可編程支付場景。公營機構出糧、津貼發放及項目報銷系統，可經由智能合約直接綁定經「智方便」核驗的數碼錢包地址，實現「身份即賬戶」的點對點資金結算，徹底取消銀行存摺及月結單副本流程，更從根本上杜絕銀行賬戶被盜用的風險。
  • 第 5 年（法定推廣至全港私營企業）：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借鑒公營機構成功經驗，在法例層面原則性禁止私營企業以日常行政為由留存市民身份證影像副本，完成全港數碼治理轉型。

這套以「智方便」為核心的五年發展規劃，能從技術架構與法規根源上徹底切斷個人敏感資料被盜的鏈條。一旦機構端不再留存任何身份證掃描檔、學歷影本與銀行單據，伺服器內便不再堆積任何明文個人隱私；縱使黑客未來再次入侵系統，面對的也僅是一串串無法逆向破解的加密授權碼，從根本上杜絕市民個人敏感資料遭竊取與兜售的嚴重隱患。

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Unwire Pro 特約編輯

以「還俗IT人」自居。香港金融科技革命「吹哨人」。主要工作除了擔任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在香港多家知名商學院擔任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放下幾十年編寫電腦程式的鍵盤後近年重新以此寫作。以「但憑愚公志，復我獅山茂」為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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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欄資訊保安資訊及通訊科技

廉署「越俎代庖」定系統標準？ 香港缺位 CIO/CDO 體制治理反思與北都機遇

by Emil Chan on 科技專欄資訊保安資訊及通訊科技 cdo cio 北部都會區 廉政公署 數字治理 數據安全 資訊保安
香港城市天際線與數據安全盾牌圖像，強調數據保護與網絡安全.

由「打貪」到「編碼」——香港獨有的制度偏差

廉政公署（ICAC）近期發布《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為政府各局及部門訂立 12 項核心監管功能，涵蓋身份驗證、權限管控、利益衝突流程內置及審計異常追蹤等，並規定各部門申請電腦化撥款時必須將其納入招標規格。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對此表示認同，認為這套標準能在內部管理與採購程序中提供更一致、可量化的風險提示，並建議應推廣至半公營機構以堵塞各類營運漏洞。

邱達根議員的觀察切中公營體系規範不一的痛點，但退後一步審視全局，一個專責刑事偵查與反貪的執法機構，竟需要親自下場為全港政府資訊系統制定架構設計標準，這恰恰折射出一個「只在香港才會出現的獨特制度斷層」。

在成熟的數字經濟體中，系統防竄改、最小授權原則（Least Privilege）與稽核日誌追溯（Audit Trail），本應是不可或缺的頂層法定資安與數據治理規範。然而，香港近年公營體系接連爆出嚴重的資安事故與內部管理危機：

  • 數碼港伺服器遭黑客勒索軟體攻破，大量求職者與初創企業敏感資料外洩；
  • 公司註冊處、土地註冊處及消防處等部門先後被揭發伺服器權限設定失當，市民個人資料暴露於公網；
  • 公營醫療機構外判工程人員輕易越權下載數萬名病人敏感資料。

市民與業界對政府系統內部監管的信心已跌入低谷。此時站出來主導防範的，既非主責技術基建的數字政策辦公室（DPO），亦非監管私隱權利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而是廉政公署。

這種「由反貪部門越俎代庖訂立 IT 安全規格」的怪現象，根源在於香港公營體系長期存在的三大硬傷：

  • 關鍵治理崗位全面缺位： 香港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長期由政務官（AO）及一般行政職系主導決策，內部普遍未設立具備實質架構決策權的首席信息官（CIO）、首席數據官（CDO）與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各部門將資訊科技視為「庶務採購」而非「核心治理」，將系統架構與安全監控高度外判給私營承辦商，導致公營系統既無專責高層把關數據架構，亦無專業 CISO 統籌防護，最終演變為各部門外判商各自為政。
  • 法例規範嚴重滯後： 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DPO）仍停留在 30 年前的合規架構，缺乏對公營機構內部濫權、未經授權查閱數據的法定技術標準與高額刑責。
  • 部門治理結構碎片化： 「數字辦管基建、私隱專員管投訴、廉署管抓貪」，欠缺統一的數據治理法典與權責機制。廉署為了防貪，不得不以「防貪指引」這種行政柔性補丁，去填補整個特區政府在數據治理與系統誠信上的制度真空。

環球與區域鏡鑑：四個城市的他山之石

香港面對的治理斷層，全球先進智慧城市早已透過「專責 C-Level 官員制度＋頂層法定架構」予以解決：

  • 杭州（CDO 制度與數智治理實踐）： 作為全國首屈一指的數智城市與「中國數谷」所在地，杭州不僅推行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更全面落實首席數據官（CDO）制度。各區縣及核心部門均設有專責 CDO，打破跨部門數據壁壘，統籌「建數、治數、用數、管數」全生命週期。同時配合內地《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及《刑法》第 253 條之一（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從組織架構與嚴刑峻法兩端，徹底杜絕公職人員或外判人員私自調取數據的漏洞。
  • 布魯塞爾（歐盟核心：GDPR 與法定 DPO / CISO 架構）： 歐盟在 GDPR 第 25 條將「設計即隱私與安全（Privacy/Security by Design）」寫入法律，具備強制效力。歐盟機構及成員國公共部門被法律強制設立數據保護官（DPO）與專職安全官員，系統架構必須在底層具備防越權與不可篡改審計機制。若未落實，獨立資料保護機構可直接開罰或勒令停運，絕非單一部門的招標建議。
  • 首爾（PIPA 與官員連帶刑責）： 南韓《個人信息保護法》（PIPA）賦予個人信息保護委員會（PIPC）對公共部門設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技術標準。南韓各部門設立資訊安全負責人，公務人員非法存取或洩漏國民數據除面臨最高 5 年監禁外，主管官員須負行政連帶責任，從體制上杜絕「依賴外判商自由心證」的被動局面。
  • 東京（數位廳直轄與 CISO 體系）： 日本於 2021 年成立由首相直轄的數位廳（Digital Agency），設立全政府最高技術與安全主管，統一推動「政府雲（Government Cloud）」標準架構。數位廳統籌身分認證（My Number）、存取授權與稽核規範，將其納入「可信賴數據自由流動（DFFT）」戰略，由中央統一 CISO 團隊把關，徹底根除各省廳系統分散建設的風險。

深度建議：把握五年規劃與北都契機，推動香港數據制度躍升

香港要徹底擺脫「事故發生才靠廉署補漏」的困局，必須落實邱達根議員所倡導的「統一量化標準」，並借鑑杭州、布魯塞爾、首爾及東京的經驗，把握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北部都會區（特別是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的戰略契機，推動整套數據治理與安全體系的制度躍升：

  • 全面設立局署級 CIO、CDO、CISO 制度，告別「外判式治理」： 改變目前單靠政務官（AO）兼管 IT 的模式，在特區政府各決策局、主要部門及半公營機構，正式設立首席信息官（CIO）、首席數據官（CDO）及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借鑑杭州與東京的架構，由局署級 CISO 與 CDO 專責把關系統招標、權限分級、審計日誌及零信任設計，直接向部門常任秘書長或首長匯報，讓「系統誠信」由專業技術官員從架構底層落實，而非依賴事後刑事調查。
  • 推動「香港數據安全與誠信條例」法定化： 由數字政策辦公室牽頭，吸納廉署的 12 項誠信要求與私隱專員公署架構，將其從建議性質的招標清單，升格為具法律效力的《公共數據安全與誠信實務守則》，強制覆蓋全體公營及法定機構。借鑑內地刑法與南韓 PIPA，修訂本地法規，明確將公營系統中「蓄意繞過審批、濫用特權帳號、擅自下載或刪改審計日誌」等行為直接定性為嚴重違法甚至刑事罪行，顯著提高外判商與內部人員的違法成本。
  • 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深港數據安全走廊」與監管沙盒： 北部都會區承擔深港跨境金融、生物醫藥及人工智能合作的重任。特區政府應在河套合作區率先推行「零信任架構（Zero Trust）」與「機密計算（Confidential Computing）」，落實「原始數據不出境、數據可用不可見」。將廉署強調的日誌追蹤與存取記錄全面架構在分布式帳本技術上，打造兩地政府與科研機構共同認可、任何部門與外判商後台皆無法擅改的技術信任底座。
  • 築牢內地敏感數據「過河來港」的制度基石： 內地龐大的醫療科研樣本、高精自動駕駛路測數據要依託香港接軌國際，國家監管機構核心顧慮始終是香港系統的內部防護薄弱與外判失控風險。當香港具備對標歐盟 GDPR、相容內地《數據安全法》、擁有專業 CDO/CISO 把關且具備廉署防貪標準的全新體系時，便能向內地與國際市場提供極高水準的體制保障，讓敏感數據安全在港儲存、交易與流通，真正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數據樞紐」的獨特戰略定位。

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Unwire Pro 特約編輯

以「還俗IT人」自居。香港金融科技革命「吹哨人」。主要工作除了擔任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在香港多家知名商學院擔任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放下幾十年編寫電腦程式的鍵盤後近年重新以此寫作。以「但憑愚公志，復我獅山茂」為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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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趨勢業界消息資訊及通訊科技

印度評估拆除中國電信設備 成本恐衝擊 300 億美元規模

by Pierce on 企業趨勢業界消息資訊及通訊科技 5G網絡 中國電信設備 中興 印度電信市場 拆除替換 華為
城市天際線上高樓與電訊塔，展現都市通信基礎設施.

印度政府正評估一項「拆除替換」（rip and replace）計劃，擬以國家安全為由全面清除流動網絡部署多年的華為與中興通訊設備。初步估算，單是兩大民營電訊商的移除成本已高達 30 億美元（約港幣 234 億元）。這項評估目前仍處於資料蒐集階段，但已為印度電訊產業投下震撼彈。事件涉及印度內政部、電訊部與三大主要電訊商，內政部委託電訊部向電訊商摸底，了解網絡中殘留的中國設備規模與更換代價。

舊設備豁免五年後生變

印度並非首次針對中國電信設備出手。2021 年 6 月，印度正式引入「可信來源」（Trusted Sources）機制，要求電訊商只能向獲認證供應商採購新設備。諾基亞、愛立信與三星均已取得資格，但華為與中興始終未能通過審核，實質上已被排除在印度 5G 市場門外。然而，這項規範存在關鍵豁免：政策生效前已部署的舊設備仍可繼續運作，這正是今次評估的核心對象。據印度財經媒體 Moneycontrol 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電訊部正依內政部指示，逐一清查各電訊商網絡中屬於「非可信來源」的既有設備規模。

印度最大電訊商 Reliance Jio 從未採購中國設備，不受影響；但 Bharti Airtel、Vodafone Idea 與國營 BSNL 過去均曾大量部署華為或中興的硬件與軟件，尤其集中在 4G 與固網領域。業內人士粗略估計，單是 Airtel 與 Vodafone Idea 兩家移除相關軟硬件的潛在開支已達 30 億美元（約港幣 234 億元），目前尚未確定費用最終由政府補貼或由電訊商自行承擔。印度電訊商本身已面對 5G 投資回本壓力，若疊加光纖與基礎設施升級需求，額外拆換成本勢必進一步壓縮利潤空間。

美歐前例顯示帳單只會越滾越大

參考美國與歐洲的先行經驗，印度電訊商恐怕低估了實際負擔。美國國會 2019 年通過「拆除替換」法案時，原始預算僅設定 19 億美元，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其後發現，全國電訊商實際申報的替換總成本一路攀升至 56 億美元，幾乎是原始撥款的三倍。為填補資金缺口，FCC 今年 6 月透過中頻段頻譜拍賣籌得逾 35 億美元，其中 33 億美元用於支撐這項拆換計劃的借貸。維州理工大學一項研究更指出，單是美國本土便需拆除約 2.4 萬台設備，涉及 8,400 個站點，規模遠超最初評估。

歐洲的情況同樣值得參考，呈現出官方與業界估算的巨大落差。歐盟執委會原先評估，三年內移除高風險供應商設備的成本約為 100 億至 130 億歐元，但由德國電信、沃達豐與 Orange 等七家電訊集團委託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 Intelligence）進行的獨立研究卻顯示，實際成本可能高達 300 億至 400 億歐元，是官方估算的三倍。

GSMA 報告作者、電訊產業分析師團隊指出，若單計流動網絡設備更換，成本落在 160 億至 220 億歐元之間；若加上供應商減少導致的競爭力下滑，2027 年至 2030 年間還可能額外增加 85 億歐元採購成本。另有專門追蹤高風險供應商移除案例逾九年的研究機構 Strand Consult 提出更保守的估計，認為符合 5G 升級資格的華為或中興設備更換成本約 35 億美元，反映不同機構的評估方法存在明顯分歧。

華為業績逆勢上揚凸顯政策兩難

儘管歐美印度多國聯手設限，華為的財務表現未見明顯萎縮。據 Telecomlead 報道，華為 2026 年上半年營收較去年同期增長 9.6%，達到 696 億美元，同期研發投入更大增 25.2%，顯示公司正加速將資源轉向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以對沖電信設備業務的地緣政治風險。與此同時，傳統歐洲電信設備巨頭諾基亞正走向另一端——該公司近期宣布逐步退出中國大陸市場，轉而與 Nvidia 合作，採用其 ARC-Pro 運算平台，結合自家無線電技術與戴爾伺服器，並計劃於 2026 年與 T-Mobile 展開 6G 人工智能網絡試驗。

回顧時間軸，印度對中國電信設備的警覺並非一時興起。2020 年 6 月，印度已要求 BSNL 與 MTNL 兩家國營電訊商在 4G 升級中避免採購中國設備；同年 12 月，內閣正式批准「電信領域國家安全指令」，為「可信來源」制度奠定法律基礎；2021 年 3 月，電訊部進一步修改電訊商牌照條款，強制規定新設備須來自認證清單；2021 年 6 月，該制度正式生效，存量設備豁免條款亦在此時確立，延續至今五年有餘，直到今次評估才被重新提起。

政策若落地將牽動全球供應鏈重組

若印度最終拍板執行拆換計劃，不僅迫使 Airtel、Vodafone Idea 與 BSNL 短期內承受數十億美元資本開支壓力，更可能延緩印度 5G 甚至未來 6G 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並向其他新興市場發出信號——仿效美歐路線的代價可能遠超預期。對企業而言，這意味着全球電信設備採購版圖將進一步向諾基亞、愛立信等「可信來源」供應商傾斜，中國廠商則須更依賴人工智能與海外新興市場尋找增長動能。

 

資料來源：Moneycontrol、Light Reading、Reuters、Yeandel、Telecom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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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金融科技電子商務

破除監管真空：香港支付牌照制度重構 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底層支撐

by Emil Chan on 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金融科技電子商務
數字支付終端與金融科技安全保障的數據網絡.

在國際金融體系全面邁向數碼化的浪潮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面臨一個極為嚴峻卻常被忽視的制度盲區：現行《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PSSVFO) 僅集中監管儲值支付工具 (SVF，即電子錢包) 及指定結算系統，對於商戶收單機構 (Acquirers)、聚合支付服務商 (Payment Facilitators / Gateways) 以及獨立終端代理商，長期缺乏專門的法定牌照、資質審查與行為監管機制。這種監管缺位，令全球知名卡組織 (Visa、Mastercard、銀聯等)、海外收單渠道與本地各類未受監管的支付代理中介在香港處於「野蠻生長」狀態，不僅衍生大量市場亂象，更直接削弱了商戶權益與金融體系安全。

一、監管盲區下的市場亂象剖析

1. 「偷龍轉鳳」換終端與收單通道 (Acquiring Arbitrage)

根據香港《文匯報》2026 年 8 月頭條調查報道《商戶被呃換「刷卡機」 不知情下「轉會」涉詐騙》披露的典型個案：

  • 話術欺騙「升級」： 不明身份的代理中介冒充主流合作支付平台職員，以「系統升級、換新機」為由，在商戶店員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私自搬走原有的刷卡機，換上另一家支付機構的終端機。
  • 不知情下被「強制轉會」： 商戶在不知情下被切換收單通道，導致交易款項流向完全不同的後台賬戶，引發手續費率被暗中調高、結算期延遲甚至營業額流失等嚴重風險。
  • 批量作案與執法真空： 涉案中介在同一商場內以相同手法批量更換多家店舖的終端。由於香港對收單機構及銷售代理沒有強制註冊與從業員發牌制度，事後商戶往往因無單據、無即時留證而求助無門，警方亦常因難以定性「財物侵佔」或「商業糾紛」而陷入執法困境。

2. 低費率誘餌與「滾動資金」惡性扣押

除了硬件終端偷換，市場上亦湧現大量未持牌的聚合支付中介 (包括各類標榜本地聚合的「xxPay」等網關)：

  • 低費率與超快結算誘餌： 以遠低於市場水平的手續費 (如 0.3%–0.5%) 及「T+0 / T+1 快速到賬」作招徠，吸引大量餐飲、零售及美容等中小商戶。
  • 藉故凍結與資金沉澱： 當商戶交易量累積後，平台便藉故「卡組織風控審查」、「高風險行業扣押」或單方面觸發「滾動儲備金 (Rolling Reserve)」條款，扣押商戶數十萬至數百萬元營業額長達 180 至 540 天，甚至以「離岸法律管轄」規避本地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追討。

二、他山之石：全球主流金融中心的支付牌照實踐

對比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收單與支付網關全流程早已納入嚴格的牌照監管：

  • 新加坡 (MAS – 《支付服務法》PSA)： 採用活動驅動 (Activity-based) 監管，將「商戶收單 (Merchant Acquisition)」列為法定持牌活動，強制要求設立第三方銀行專項資金隔離託管 (Safeguarding)，嚴禁挪用商戶款項。
  • 歐盟 (PSD2 / PSD3)： 對支付發起服務商 (PISP) 與賬戶信息服務商 (AISP) 實施全面發牌，並嚴格規範收單透明度與交易路由。
  • 英國 (FCA & PSR)： 由金融行為監管局 (FCA) 審查發牌，支付系統監管局 (PSR) 專責收單費率與網絡接入，並由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MA) 主導開放標準與反不正當競爭。
  • 中國內地 (中國人民銀行)： 推行《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嚴格核發「銀行卡收單」牌照，全面實行客戶備付金 100% 集中交存央行，徹底根除中介截留與挪用商戶資金的空間。

三、香港五年發展規劃建議：構建全方位的支付監管生態

香港若要在未來五年確立真正與國際接軌的數碼支付治理架構，應循序漸進推動三層體制改革：

階段一 (第 1–2 年)：修訂法例，落實全鏈條發牌與資金信託隔離

  • 擴大 PSSVFO 範疇： 將商戶收單 (Acquiring)、聚合支付網關 (PayFac/Gateway) 及終端銷售代理納入法定牌照制度，將無牌從事收單代結算定為刑事罪行。
  • 法定資金託管制度： 強制收單機構在持牌銀行設立獨立信託賬戶 (Trust Account) 保管商戶待結算款項，杜絕資金混同與挪用。
  • 終端與代理解決方案認證： 建立收單終端 (POS/刷卡機) 硬件備案與從業人員身份認證體系，從源頭杜絕「假冒升級、偷換機具」的欺詐行為。

階段二 (第 2–3 年)：參考英國 CMA 模式，建立跨維度市場監管體系

  • 設立專責跨維度市場調解與競爭機制： 參考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MA) 及支付系統監管局 (PSR) 經驗，建立橫跨「消費者、商戶、服務提供商」的綜合治理架構，穿透監管不透明收費與排他性合約。
  • 設立小額支付爭議仲裁機制： 設立「支付爭議快速調解中心」，為中小商戶遭遇的無理扣款、終端爭議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法定仲裁途徑。

階段三 (第 4–5 年)：對接新興支付軌道，為人民幣與合規穩定幣生態築牢基石

  • 築牢人民幣國際化合規底座： 人民幣國際化正從「主權大額結算」延伸至「民間跨境商貿與數碼零售支付」。健全、穿透的收單監管是防範跨境資金外逃、虛假貿易與地下錢莊的必備防線。
  • 無縫銜接央行數碼貨幣網絡： 透過推動持牌收單機構直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與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 (mBridge)，確保跨境人民幣交易的數據真實性與資金穿透可視性。
  • 賦能數字人民幣、港元穩定幣與外國合規穩定幣本地化： 在清晰健全的收單發牌架構下，合規收單機構能提供標準化接口，不僅全面支援數字人民幣 (e-CNY) 跨境零售與商貿結算，更為法幣支持的港元穩定幣 (HKD Stablecoin) 走向國際，以及外國合規穩定幣 (如 USDC 等) 在港安全合規本地化落地與清算打好堅實基礎，確保香港在全球數碼資產與新型跨鏈支付樞紐的領先地位。


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Unwire Pro 特約編輯

以「還俗IT人」自居。香港金融科技革命「吹哨人」。主要工作除了擔任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在香港多家知名商學院擔任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放下幾十年編寫電腦程式的鍵盤後近年重新以此寫作。以「但憑愚公志，復我獅山茂」為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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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從 3.3 萬宗報稅斷層 看香港破除「部門孤島」五年藍圖

by Emil Chan on 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近日申訴專員公署揭發，逾 3.3 萬名市民透過「智方便」進行電子報稅時，因介面提示不清，誤以為完成數碼簽署即代表完成報稅，導致報稅表實際上根本未送達稅務局。事件甚至引發數千人被誤當逾期報稅、遭罰款，更有市民一度面臨檢控。

表面上看，這是一宗 UI/UX 設計與流程指引的低級疏漏；但「只在香港」的深層結構性病灶，在於特區政府資訊系統數十年來「按部門獨立管理」的筒倉架構（Silos）——欠缺統一的信息儲存標準、信息交換標準，以及現代智慧城市普遍具備的系統級數據互通協議。

更關鍵的死結，在於香港缺乏一個直接向最高行政首長（特首/市長）匯報、擁有跨部門調度權與否決權的政府首席資訊長（Government CIO）。

 

一、 系統割裂的本質：部門孤島與標準真空

香港各決策局及部門（B/Ds）歷史上擁有高度的 IT 自治權與獨立採購預算，導致底層技術架構、資料庫模型及安全策略互不相通：

標準真空：缺乏具法律效力的全政府 API 交換標準、身分驗證狀態同步（Webhook / Event-driven）規範。當「稅務易」串接「智方便」時，只是粗糙的外部介面跳轉，而非端到端的狀態閉環，最終將系統狀態確認的責任甩鍋給市民。

各管一段：智方便管簽署、稅務局管收表，兩個系統各自獨立運作，沒有統一的數據暫存與非同步核對機制，造就「已簽署、未送達」的荒謬斷層。

 

二、 國際與內地先進城市的 Reporting Line：以「一把手授權」破除壁壘

對比全球頂尖智慧城市與內地數字政府的治理架構，破除部門孤島從來不是純技術問題，而是組織架構與匯報架構（Reporting Line）的權力分配問題：

新加坡（GovTech）
Reporting Line：直屬總理公署（PMO）。
治理機制：以全政府架構（WOG API Framework）與 Singpass API 強制貫穿所有公共服務。各部會無權擅自更改串接標準，系統狀態同步在底層非同步完成，用戶無需手動來回跳轉。

深圳市（深圳市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
Reporting Line：市政府直屬，分管領導為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或市政府秘書長，向市長直接匯報。
治理機制（一網統管）：市政數局握有全市信息化項目的立項前置審批權與預算審查權。任何局處（稅務、公安、城管）開發的系統若不符合統一數據規範或拒絕開放 API，政數局擁有一票否決權，財政局不予撥款。

杭州市（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
Reporting Line：全國首創專門設立的市政府直屬機構，直屬市長。
治理機制（數據歸集法定化）：打造「城市大腦」與「浙裡辦」，透過頂層行政命令將各委辦局業務數據強制歸集至統一數據中台，業務系統全面模組化適配，根絕部門各自為政。

紐約市（Offic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TI）
Reporting Line：由紐約市首席技術官（City CTO）直接向紐約市市長（Mayor）匯報。
治理機制：OTI 統一集中接管全市各市政部門（警察、消防、交通、社會服務等）的 IT 預算審批、網絡基建與採購標準，嚴格消滅各部門各自為政的影子 IT（Shadow IT）。

東京都（デジタルサービス局 Bureau of Digital Services / GovTech Tokyo）
Reporting Line：由民間頂尖科技高管出身的東京都副知事直接統管，直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治理機制：以最高行政核心直接授權，統籌推進都廳各局及轄下 62 個市町村的基礎設施標準化與數據開放（Open Data），避免基層政府各自招標開發互不通容的封閉系統。

 

三、 香港數字治理的困局與破局

反觀香港，即使近年成立了「數字政策辦公室（DPO）」，其層級依然隸屬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之下，向上還要經過局長、司長才能觸及特首。

平級協調無力：DPO 專員（D6 級）面對庫務局、保安局等強勢傳統大局時，缺乏足夠行政實權與法律武器強制對方重構老舊系統（Legacy Systems）。

指引代替法規：缺乏預算與立項的一票否決權，只能推動建議性質的「指引」，無法硬性規範各部門對齊統一架構標準。

 

四、 香港數字政府五年發展規劃提綱

要徹底根治各自為政、系統斷層的結構性硬傷，香港不能再依賴修修補補的行政指引，必須制訂清晰的五年發展規劃，落實治理改組與技術重構。

第一階段（第 1 年）：頂層架構重組與法制授權
提升 Reporting Line：將 DPO 改組升格為「特區政府首席資訊長辦公室（GCIO Office）」，直屬政務司司長或行政長官辦公室。
重構預算審批機制：修訂財政與採購規例，賦予 GCIO 對所有政府部門 IT 項目立項及外判招標的「架構合規一票否決權」，不符合標準者財政司不予撥款。
頒布強制標準：立法頒布《政府數據互通與 API 強制標準》，規範跨部門系統的事件同步（Webhook）、異常熔斷及狀態反饋機制。

第二階段（第 2–3 年）：基礎設施整合與 Legacy 系統淘汰
全面升級「智方便」為政務操作系統：取消外部網頁跳轉模式，將「智方便」重構為原生 API 授權中台，所有部門業務系統（如稅務易、運輸署牌照系統）僅作為模組接入。
推動「一網通辦」與狀態自動同步：全面強制落實「一次申報原則（Once-Only Principle）」與後台數據暫存機制，徹底消滅跨系統手動確認環節。
建立政府統一數據中台：打通各部門封閉資料庫，落實授權數據共享平台（CDSH）的全面落地與即時對接。

第三階段（第 4–5 年）：智慧治理成熟與跨境數據互通
實現「一網統管」主動政務：引入 Agentic AI 工作流，實現跨部門業務主動提醒、自動核算與審批，變「市民找服務」為「服務找市民」。
大灣區政務數據互認：對接深圳、廣州等大灣區智慧城市標準，在合規與安全前提下實現跨境身份認證、商事登記與稅務核驗互通。

 

五、 制度落實後的系統蛻變：多個老大難問題迎刃而解

若此頂層改革與五年規劃真正獲特區政府採納，由「直屬特首/政務司的 GCIO」統籌推動，長年困擾市民與業界的老大難問題將迎刃而解：

私隱與跨部門授權迎刃而解：過去各部門因各自顧忌私隱條例責任而築起數據高牆；有了中央負責人（GCIO）統一統籌後，政府可建立標準化的「動態授權架構」，由中央樞紐統一執行端到端加密、最小化數據調用與審計追蹤，市民一鍵授權即可在合規安全下打通全政府服務，徹底消滅部門推諉。

運輸署牌照與車輛過戶：告別重覆填表與上載 PDF，後台直接調取水電地址、驗車與保單結構化數據，實現秒級自動核批、即發電子牌照。

福利審查與精準扶貧：社署與房屋署經市民授權後，由數據中台自動比對稅務、土地與資產紀錄，審批時間由數月壓縮至數分鐘，同時杜絕瞞報。

公私營醫療與長者福利：打通「醫健通」與醫療券、地區康健中心系統，看診記錄、預約與補貼扣減全鏈條無縫同步。

企業營商全生命週期：單一入口完成公司註冊、開立稅戶、強積金申報及各類商事牌照申請，營商開戶時間由數週縮短至數小時。

主動政務與應急發放：災後補助或消費券發放轉為主動精準識別，直接經由轉數快（FPS）派發並於「智方便」推播確認，徹底告別伺服器塞車與遺漏申請。

 

作者:Emil Chan 陳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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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還俗IT人」自居。香港金融科技革命「吹哨人」。主要工作除了擔任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在香港多家知名商學院擔任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放下幾十年編寫電腦程式的鍵盤後近年重新以此寫作。以「但憑愚公志，復我獅山茂」為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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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趨勢資訊及通訊科技

Nokia 撤出中國年底前裁 7,200 人 關閉杭州研發中心結束四十年佈局

by Pierce on 企業趨勢資訊及通訊科技 5G Nokia 地緣政治 裁員 電訊設備
Nokia標誌在藍色背景下清晰可見，象徵公司退出中國市場的決定.

芬蘭電信設備巨頭 Nokia 正式啟動在華大規模收縮計劃，預計今年底前裁減大部分中國員工，並分階段關閉各地工廠與研發中心。這家深耕中國市場逾四十年的老牌通信巨頭，正式步入退場通道。

據路透社 8 月 18 日引述《南華早報》報道，消息人士透露 Nokia 的流動網絡與網絡基礎設施業務團隊將分批裁員，屆時只保留售後服務，「基本上意味着逐步退出市場」。Nokia 年報顯示，截至 2025 年底，公司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地區共擁有約 7,200 名員工，業務遍布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青島等多個城市。與收縮形成對比的是，Nokia 正全力向 AI 與雲端運算轉型，第二季度該業務訂單總額已達 28 億歐元。

杭州研發中心成為裁員重災區

此次收縮的核心落在杭州。據《Light Reading》獲取的內部電郵截圖及知情人士確認，Nokia 位於杭州的無線技術研發中心將在 2026 年底前完全關閉，涉及約 1,600 個職位，屆時 Nokia 大中華區員工總數將進一步縮減至約 7,200 人以下。除杭州外，北京、成都、青島和上海的其他工廠亦有跡象顯示或將關閉，離職員工透露裁員補償採用「N+3」方案，即按服務年限計算經濟補償再加三個月工資。這並非孤立事件——分析機構 Strand Consult 的數據顯示，Nokia 與 Ericsson 兩家歐洲廠商合計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已跌至不足 3%，遠低於 2020 年的 12%；德國市場的鏡像對比則是 Huawei 一家已佔當地 5G 無線接入網站點的 59%。

「無形之手」的結構性退場

Nokia 高層對退場原因的表態相當直白。流動網絡業務總裁 Tommi Uitto 在芬蘭奧盧的記者會上直言：「西方供應商目前只剩我們和 Ericsson，現時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只有 3%，而且還在持續下滑，我們將因國家安全理由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他形容這是一隻「無形之手」在逐步將西方廠商的份額壓縮。丹麥分析公司 Strand Consult 行政總裁 John Strand 則指出，中國政府近期已將 Ericsson 與 Nokia 列為「不受信任」的供應商，恰好對應歐盟長期將 Huawei 與中興通訊列為「高風險」廠商的做法，雙方的技術脫鈎正在加速固化。數字最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Nokia 大中華區年度營收從 2018 年的約 22 億歐元，跌至 2025 年僅剩 9.13 億歐元，降幅超過 58%；Ericsson 同期的中國業務收入亦由 2020 年的 187 億瑞典克朗，萎縮至去年約 82 億克朗，跌幅達 56%。

從 5G 黃金時代到 6G 兩極分化

回顧時間軸，Nokia 在中國的衰退軌跡清晰可見。2019 年，Nokia 在大中華區的營收尚接近 22 億歐元的高位；2020 年受地緣政治摩擦影響回落至約 15 億歐元；2022 年雖曾小幅回升至近 16 億歐元，但 2024 年已跌至約 11 億歐元，2025 年再挫 19% 至 9.13 億歐元。與此同時，Nokia 全球員工總數也從 2018 年高峰期的 103,000 人，縮減至 2025 年底的 74,100 人，降幅達 28%。行業分析普遍認為，這場退潮正把全球 5G 乃至未來的 6G 市場推向「西方陣營」與「中國陣營」兩套並行標準與供應鏈的格局——一邊是 Nokia、Ericsson、Samsung 主導的西方體系，另一邊是 Huawei、中興通訊主導的中國體系，雙方的技術路線與市場份額幾乎不再重疊。

AI 與雲端運算能否撐起轉型

Nokia 7 月 23 日發布的第二季度財報顯示，公司整體營收按年增長 8% 至 48 億歐元，符合市場預期，但受重組費用增加拖累，當季利潤僅 500 萬歐元，遠低於去年同期的 9,600 萬歐元。真正的重點在於 AI 與雲端運算業務——該分部第二季度訂單總額達 28 億歐元，營收較去年同期激增 105% 至 4.46 億歐元，可比營業利潤按年增長 18% 至 4.34 億歐元，成為公司整體最快增長的板塊。Nokia CEO Justin Hotard 表示，公司正圍繞數據中心建設與雲端運算科技巨頭的需求進行業務轉型。

 

資料來源：
路透社
Light Reading
Tech Times
Nokia Corporation
Mone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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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推動全民 AI 的痛點 資源分配與高昂成本挑戰

by Lam Lawton on 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科技專欄資訊及通訊科技 全民 AI
女性工程師在數據中心內管理伺服器和電纜，展示人工智能資源分配的挑戰.

鄧淑明博士
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客席教授

政府致力加快「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以 AI 賦能各行各業。惟推動 AI 需動用龐大資源，社會各界在追隨政策步伐的同時，難免對其長遠發展以及經濟效益抱持審慎態度。

香港要發展 AI 大模型的成本相當高昂，就以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HKGAI）去年推出的首個大語言模型「HKGAI」為例，其早期的研發及營運開支預算就高達 2.35 億港元。加上近期國際燃料價格波動，電費及硬件成本急速上升，令業界苦不堪言。相比鄰近深圳，香港相關費用更高出一倍或以上。長遠而言，單是營運成本已減低不少創業者留港發展的意欲。

而且，AI 投資與回報不成正比，就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如美國的 OpenAI、Anthropic 或中國的智譜及稀宇科技，目前都尚未錄得正式盈利，可持續商業模式更仍在摸索階段中，這些企業即使有穩定收入，也難以在短期內做到收支平衡。有金融分析師指出，AI 科技行業如今已經形成一種近乎荒誕的相互依賴關係，值得令人反思。

香港有逾九成企業屬中小企，這些企業都希望將 AI 引入日常業務運作，如建立專屬的企業資料庫、自動化客服或業務分析系統，但受制於資源有限，就算本身已備有完整的數據庫，部分數據如涉及敏感資料，仍須由專人檢視、編輯和整理格式，無形中加重員工負擔。

面對不同層面的困局，當局應透過廣泛使用 AI 和大數據更精準地分配資源，以緩解高昂成本所帶來的壓力。同時，也要徹底了解中小企在數碼轉型中所面對的難題，提供更到位的技術支援和相關解決方案，才能有效推動全民 AI 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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