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 2026 年，香港企業面對 AI 的核心課題，已由員工「是否懂得使用」，轉向公司能否將這些能力轉化為實質的營運效率。Google 委託 Public First 進行的《共建未來：香港的人工智能機遇》報告，於今年 3 月訪問了 1,023 名香港成年網民，並依人口結構進行加權。結果顯示，21% 港人屬於 AI「超級用戶」、47% 為中度用戶，即近 7 成港人已超越最基本的問答式互動；48% 的成年人更表示，AI 每星期已為其工作及個人生活節省超過 1 小時。
香港不缺 AI 用戶 真正分界在於能否「委託工作」
調查的完整分布顯示，港人當中 6% 屬非用戶（每月使用 AI 少於 1 次），26% 為輕度用戶、47% 為中度用戶、21% 為超級用戶。輕度用戶主要停留在「單向提問、獲取答案」；中度用戶中約有一半開始加入範例、比較不同工具，並要求 AI 對生成內容進行自我檢視；超級用戶中更有約 8 成掌握進階技巧，近 3 分 2 會將整項任務直接交給 AI 處理，甚至將日常流程自動化。
Google 香港銷售及營運總經理余名德（Michael Yue）在簡報會上將此差異概括得更為直接：中度用戶主要仍用於完成單一任務，超級用戶則開始將多個步驟串聯。Google 全球《AI 與經濟 ATLAS》研究亦發現，超過 86% 的 AI 互動發生在工作場景以外；進入職場後，AI 平均僅應用於約 21% 的工作任務，完全自動化的互動更不足 10%。這項全球數據雖然無法直接代表香港現況，卻反映出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度，暫時比企業的營運流程改造走得更遠。
香港經濟結構放大 AI 價值 650 億港元
報告指出，服務業佔香港 GDP 九 成以上，金融及保險業更佔逾 5 分之 1，高價值、知識密集型工作的比重本就居高，亦使 AI 提升生產力的潛在影響更為顯著。截至 2026 年 3 月，香港約有 35.7 萬間中小企，佔企業總數逾 98%，涉及約 116.8 萬名從業人士，佔相關非公務員從業人士逾 43%。Public First 推算，若中小企到 2035 年的 AI 採用程度追上大型企業，最高可釋放 650 億港元經濟價值，相當於 GDP 的 1.7%；若 AI 能降低跨境銷售成本與複雜度，潛在額外出口收入更可達 5,900 億港元。
其他行業的推算亦顯示其影響不限於科技業：金融服務業生產力可提升 6.6%，可為本港增加約 540 億港元的增加價值（GVA）；到 2035 年，創意及媒體業每年可增加 120 億港元價值，AI 亦可每年額外帶來約 330 萬訪港人次；加速科研創新到 2040 年可額外創造 86 億港元經濟價值，專業及商業服務投資 AI 的平均回報更達 8.8 倍。此外香港初創企業利用 AI 輔助產品開發，推出新功能的速度亦可達現時的 1.7 倍。以上數據均屬於經濟模型推算，並非已實現的成果。
余名德在問答環節提到，部分僅有 1 至 2 名員工的非牟利機構，負責人往往需要兼任 IT 職務。對香港的微型企業而言，AI 的核心價值是為企業補上原本因人手與成本限制而欠缺的研究、行政及客戶服務等營運能力，而非只是把工作做得更快，讓團隊能重新聚焦於真正重要的核心服務與客戶溝通。
▲ 余名德在問答環節提到，部分僅有 1 至 2 名員工的非牟利機構，負責人往往需要兼任 IT 職務。
AI 代理需求未必由年齡決定 取決於誰最缺乏時間
港人對 AI 代理（Agent）的期望相當務實：65% 最希望用於處理電郵、日程及行政工作，55% 希望協助預訂與預約，51% 更有興趣讓 Agent 協助追蹤項目限期。值得注意的是，25 至 34 歲受訪者的興趣最高（達 90%），35 至 44 歲亦達 81%，反而更年輕的 18 至 24 歲群組僅有 75%。余名德認為，25 至 44 歲正值工作、家庭及事業最繁忙的階段，反映對 AI 代理的需求主要取決於誰最需要騰出時間，而非年齡。
他在答問環節亦以個人經驗為例：他設定 Gemini Spark 連接 Gmail，每逢星期六自動查看學校電郵，彙整下一週的功課限期、特別校服安排等事項。以往需要逐封閱讀的工作，轉化為可定期執行的自動化流程。在企業層面，WeLab 亦建立了內部的 AI 投資研究代理。對管理層而言，聊天機械人（Chatbot）是協助人類完成一次性任務；AI 代理則開始承擔一段持續運作的工作。當 AI 自動化接手執行層面，員工的角色亦開始由純粹執行，轉向進行覆核、客戶對接及其他更高價值的範疇。
當 AI 具備執行能力 企業管治重點轉向權限架構
當 AI 能進一步讀取電郵、串聯系統甚至執行任務時，企業需要考量的已不只是「AI 是否會給出錯誤答案」，還包括它可以存取哪些資料、執行哪些動作，以及做到哪一步必須由人工批准。余名德指出，Gemini Spark 由用戶自行決定連結哪些應用程式，在涉及付款或發送電郵等較高風險操作時，會先向用戶確認。
這意味著 AI 管治正由內容準確性，進一步延伸至資料存取、系統權限、人工審批及操作紀錄。Google 在內容驗證方面，亦透過 SynthID 為超過 1,000 億張圖片與影片，以及相當於 6,000 年播放長度的音訊加入數碼浮水印。AI 越有能力代人行動，業務主管就越需要與 IT 部門共同界定哪些流程可以自動完成，以及哪些風險是企業承受不起的。
26% 輕度用戶 或是企業培訓最值得投資的群體
79% 的香港在職人士表示有興趣接受更多 AI 技能培訓。值得留意的是，目前仍有 26% 港人屬於輕度用戶，使用方式主要停留在單向問答，不會反覆修訂、儲存提示詞，也不會比較不同工具。對企業而言，若員工仍停留在這種輕度使用方式，正是最值得透過系統化培訓提升的一群。
培訓內容亦應由「如何撰寫提示語（Prompt）」進一步走向工作流程設計：如何將工作拆解為具體步驟、哪些步驟適合交給 AI、AI 需要哪些資料、如何覆核產出結果，以及在甚麼情況下必須由人作最後決定。真正值得企業累積的資產，是能否將員工的 AI 技巧沉澱為團隊可重複使用的工作模式，而非個別員工的個人技巧。
教育的回報需以世代計算
報告亦將教育形容為一場長遠投資。模型推算顯示，AI 協助備課及提供個人化回饋，每名教師每星期可騰出 5.6 小時；AI 導師及學習工具可令學生成績提升 11%，成績最落後學生與成績中位學生之間的差距有望收窄 32%。
其中 32% 的差距縮減，主要靠補底學習方案診斷學生的學習難點，有需要時再轉介教師跟進，而非單靠 AI 自行教學。若學習成效長期累積，報告進一步推算，到 2050 年香港經濟規模可擴大 9.3%，額外帶來約 3,200 億港元經濟價值。以上數據均屬於模型推算，並非香港學校已實際錄得的成果。
88% 的香港家長亦認為，安全使用 AI 與學好數學或英語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余名德在問答環節補充，AI 素養（AI literacy）不單是學習撰寫提示語，亦包括提供充足背景、要求 AI 檢視答案並加以改善。余名德亦指，AI 讓教師可以在小息甚至一晚之間，因應學生突然產生的興趣準備延伸教材，但教學目標仍應由教師掌握。
在資源配套方面，Google 今年已透過 Gemini Academy 在港為 8,000 名教育工作者及學生提供培訓；Google DeepMind 另設有專為 11 至 14 歲學生設計、涵蓋倫理、資料私隱及媒體素養的 AI 課程。余名德亦表示，Google for Education 平台可免費供學校使用。
轉型分界點：從「個人識用」走向「公司懂得營運」
《共建未來：香港的人工智能機遇》報告調查反映，香港已具備相當成熟的 AI 用戶基礎，但真正的競爭力差距，在於企業與學校能否將個人的使用能力，轉化為可重複、可管理及可安全執行的標準流程。對企業決策者而言，AI 採用率未必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指標，下一步是梳理出哪些工作值得交由 AI 處理，同時建立清晰的數據權限、人工審批與覆核機制；對教育界而言，重點在於培養具備獨立判斷、內容驗證及與 AI 協作能力的新一代，而非只是教授工具使用。香港能否將目前的個人應用優勢，進一步轉化為企業生產力與長遠經濟競爭力，將取決於「懂得使用 AI」能否真正跨越到「懂得把 AI 納入企業營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