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下稱香港應科院)與港京科技研究院合作推動的「香港應科院—北京成果轉化中心」,在北京通州紫光科技園正式揭幕,同步啟動「港京科技成果轉化創新生態」,將本港科研力量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崔述強,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曉濤,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署理駐京辦副主任陳燕婷均出席致辭。這個中心定位為京港兩地推動「研發創新、中試孵化、產業落地」的成果轉化載體,與早前在蘇州建立的成果轉化及商業化中心相互配合,進一步加強香港應科院在內地的整體佈局。本文梳理 3 個核心問題:中心的定位能否填補港京創科合作的空白?北京副中心為何成為承接香港科技的選址?「場景牽引、需求前置」的創新模式能否在實踐中兌現?

窗口而非管道:為港京創科銜接提供制度化入口
揭幕儀式之所以值得關注,在於中心定位。對香港科研機構而言,平台提供了一個更直接接觸北京產業場景、央企及國企需求的窗口。香港應科院董事局主席李惠光教授工程師在致辭中點出:「北京擁有雄厚的科技實力與產業集群,更是央企和國企的集聚地;而香港具備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兩者互補協力下,可推動科技產業化與產業科技化,助力科研成果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
根據香港應科院最新數據,截至 2026 年 4 月完成與 NAMI(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合併後,研究院累計轉移技術超過 2,200 項,持有全球專利逾 1,500 件,研究人員規模達 800 人,一躍成為香港政府資助的最大 R&D 中心。北京中心的成立,使相關成果有望以更制度化的方式銜接北京的產業應用場景。北京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崔述強在致辭中將此次揭幕定性為「港澳委員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生動實踐」,亦是政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具體成果,顯示這個合作平台嵌入京港高層協同架構,是一項長期投資,而非單純商業安排。

技術不缺市場缺:港京院定義新型成果轉化
港京科技研究院理事長于迅博士在致辭中以一句話概括整個中心的價值所在:「港京院的使命是貫通基礎研究、技術轉化與產業應用全鏈條,助力國家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體系。」這番描述看似宏觀,背後卻有具體的制度設計作支撐。
「港京科技成果轉化創新生態」當日同步啟動,其運作邏輯打破了傳統「先研發、後找應用」的線性模式。新模式的核心在於「需求前置」: 在科研立項階段,已將央企和國企的真實市場需求和產業難處納入研發目標,令成果從一開始便具有商業可行性。這種做法在理論上可大幅縮短從「實驗室到量產」的時間,但能否在實際執行中達到預期效果,取決於央企願意分享多少真實的技術需求,以及港方科研機構能否在體制內與大型央企建立有效的協作流程。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早在 2024 年 9 月已聯同中關村北京港澳青年創新中心,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大樓成立「北京香港 R&D 加速中心」,同樣屬於京港科創協作平台。兩者主體與定位不同,後續可觀察兩者如何在成果轉化、企業銜接及產業場景上形成分工。不同的是,香港應科院旗下的北京中心明確錨定通州城市副中心,選址本身帶有北京市政府的政策背書,定位在以央企和國企場景需求牽引科研資源配置的商業化路徑。
通州押注未來:副中心的產業自信從何而來
選址通州,並非偶然。根據北京市 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北京在 2025 年全市生產總值達 5.2 兆元人民幣(約港幣 5.62 兆元),按年增長 5.4%,連續 9 年在 Nature Index 全球科學城排名中居首位。通州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續保持 1,000 億元規模的年度投資,已逐漸形成以科技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為核心的產業格局。
通州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李先俠在揭幕禮上表示,副中心始終以開闊胸襟集聚高端科創資源,並為各類科研平台和創新機構提供一流生態。這並非虛言。2026 年是國家第 15 個五年計劃的啟動元年,北京被明確定位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通州則根據北京市 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與天津武清及河北廊坊共同推進跨省協同產業發展,科創承載功能日趨清晰。
香港應科院在北京的佈局,也與香港在大灣區的整體擴張同步推進。深圳辦公室已為大灣區製造業提供技術測試和應用服務,蘇州中心則對接長三角工業場景。北京中心加入後,「深圳—蘇州—北京」三點形成互補格局,初步勾勒出香港應科院在內地成果轉化的地理架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25 年創新集群排名顯示,深圳—香港—廣州地區已排名全球首位,為上述擴張提供了戰略基礎。

展廳背後的問號:科創生態能否真正「吃掉」制度摩擦
揭幕禮上香港應科院成果展廳同步對外開放,展示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智慧通訊技術、先進晶片、光通訊與系統控制、納米創新技術及先進材料等多類別的研發成果。港京院方面亦展示了在「空天陸海城廠園、數金能安康醫人」等場景領域的佈局,覆蓋航天科技、資訊通信、能源化工、先進製造、綠色低碳及金融科技,正好對應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重點。
然而業界對成果轉化平台的疑慮,向來集中在「最後一哩」:香港科研成果進入內地市場時,往往面對標準認證、資料跨境流動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性阻礙。北京中心在制度設計上能否系統性處理這些摩擦點,目前尚未有具體機制披露。北京市 2026 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全面改善與香港及澳門的合作機制」,政策層面的意志清晰,但推行路徑仍需時間驗證。
從企業角度而言,香港應科院北京成果轉化中心的最直接作用,是為港資科技企業提供一個更直接接觸內地央企市場的入口——無論是開拓採購關係還是尋求聯合研發,通州這個平台均可作為切入點。對香港整體創科生態而言,這個中心若能建立可複製的「從研發到量產」範式,或可吸引更多在港科研機構效仿,推動兩地科技合作從偶發性合同走向常態化共生。問題在於:若成果轉化中心無法在 3 至 5 年內呈現具體商業化案例,這個生態能否維持動能?
資料來源: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 北京市人民政府 · 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HKPC) · 人民日報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