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集團香港分行員工於數星期前突然失去 Anthropic Claude 模型內部存取權。這是華爾街首宗因合約地緣條款而全面收緊 AI 工具使用標誌性事件。高盛與 Anthropic 進行合約諮詢後，雙方嚴格詮釋條款，認定香港員工不得使用任何 Anthropic 產品；Anthropic 發言人亦向《金融時報》確認，Claude「從未在香港正式支援」。
事件發生於 2026 年 4 月下旬，涉及高盛香港數百名投行及交易人員（Who），地點為香港中環總部（Where）。事件起因是雙方嚴格解讀企業合約中地域條款（Why），令內部 AI 平台移除 Claude 介面（What），員工被迫轉用 ChatGPT 及 Gemini 等替代方案（How）。本文將剖析 3 個核心議題：高盛與 Anthropic 合作關係為何突然逆轉、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AI 工具選擇權如何被壓縮，以及這宗案例對跨國企業 AI 治理策略帶來深遠啟示。
合約條款如何成為地緣風險引爆點
高盛與 Anthropic 的 AI 合作始於 2026 年初。當時高盛資訊總監 Marco Argenti 向 CNBC 透露，雙方已合作 6 個月開發 AI 代理，用於自動化處理交易會計及客戶入職審查等關鍵流程。然而短短 2 個多月後，這項合作卻在香港畫上休止符。據《金融時報》及路透社引述 4 位知情人士報道，高盛香港員工原本可透過內部 AI 平台使用 Claude，但在 4 月第 3 星期起全數失去權限，過程中未見內部公告或預警。Anthropic 發言人回應查詢時僅重申官方立場，拒絕交代具體技術或法律細節，顯示這並非臨時決定，而是執行長期既有政策。值得留意是，高盛與 OpenAI 的合約並未受影響，ChatGPT 及 Google Gemini 在香港分行仍可正常使用。這項差異從側面反映，Anthropic 對合規風險定義較同業嚴格。
為甚麼 Anthropic 對香港採取強硬封鎖
專注 AI 產業長達 15 年的國際律師 Nicholas Cook 分析，Anthropic 是首間基於企業所有權結構，而非單純地理封鎖，實施公開禁令的主要美國 AI 公司。這項判斷可追溯至 Anthropic 於 2025 年 9 月更新的服務條款：任何由中國實體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 50% 的企業，無論註冊地或營運地為何，一律禁止使用 Claude。香港雖擁有獨立法律體系，但自 2020 年《國家安全法》實施後，美國科技公司對資料主權與合規義務的疑慮持續升溫，Anthropic 選擇將香港納入與中國大陸同級風險類別。Finastra 行政總裁 Chris Walters 在 2026 年 2 月的調查中亦指出，香港 9 成金融機構已積極部署 AI，從客戶服務自動化到信貸審批皆有實質進展，令工具突然斷供對營運效率的衝擊不容小覷。高盛在權衡監管風險與業務便利後，選擇以嚴格合約詮釋主動切斷連結。此舉實際上是將地緣政治成本內部化的防禦策略。
因果邏輯鏈的 3 層拆解
高盛此時主動收緊使用權限，背後因果邏輯值得逐層拆解。表層是合約條款的字面解讀，Anthropic 官方支援地區清單從未納入香港，Claude.ai 在消費者層面亦長期實施 IP 封鎖。中層是法律環境的結構性轉變，美國國會持續收緊對華科技出口管制，令跨國金融機構對「間接違規」的容忍度降至歷史低位。更深層則是 Anthropic 獨特企業定位，該公司估值達 1,830 億美元（約港幣 14,274 億元），同時積極倡議 AI 模型出口管制與國家安全評估，其合規標準自然較 OpenAI 或 Google 更審慎。作為系統重要性銀行，高盛任何涉及客戶資料跨境流動的 AI 應用，都可能引發美國監管機構審查，提前斷供 Claude 可視為風險管理的前置操作。有媒體接觸中環多間投行後發現，多間機構風控部門已開始重新審視 AI 供應商合約中的地域限制條款，擔憂高盛案例觸發連鎖反應。
從 ChatGPT 到 Claude：香港 AI 工具格局的歷史性轉折
回溯時間軸，香港與美國 AI 工具關係經歷 3 個明顯階段。2022 年底 ChatGPT 橫空出世，香港消費者雖無法直接註冊，但企業用戶透過 API 或國際總部合約仍能取得穩定存取，市場一度認為商業通道不會輕易關閉。2025 年 9 月 Anthropic 推出所有權限制條款，字節跳動、騰訊、阿里巴巴及其附屬公司皆被納入禁令，市場估計直接影響數億美元規模潛在收入，這是政策轉向首次明確訊號。2026 年 4 月高盛香港斷供事件，則標誌着第 3 階段來臨：即使沒有中資背景的純美資投行，也可能因供應商主動規避風險而喪失工具使用權。與此同時，OpenAI 在 2026 年 3 月宣布推出 ChatGPT for Excel 及金融數據整合功能，並強調與受監管環境中金融機構密切合作，顯然採取與 Anthropic 截然不同的市場策略。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於 2026 年 2 月發布《金融科技推廣藍圖》，聚焦 AI 與分佈式賬本技術高階應用，官方對 AI 發展的積極態度，與美企收緊政策形成微妙對比。供應商之間的政策分歧，正迫使香港金融機構重新評估 AI 供應鏈集中度風險，並加速尋找本地或亞太區替代方案。
高盛 Claude 禁令揭示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企業 AI 部署已從技術選型問題，升級為地緣政治風險管理議題。隨着美國 AI 企業對華立場趨於強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角色將持續面對「選邊站」的結構性壓力。當合約條款成為地緣博弈延伸，跨國企業是否還能依賴單一供應商建立核心 AI 能力？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深刻影響香港未來 5 年金融科技競爭力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