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施政報告提及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由「數字政策專員」帶領，制定數字政府、數據治理及資訊科技政策。反映出要推動數字政府，便需由高層次部門推動。剛巧內地成立的國家數據局，以「部級單位」來統領全國的數字資源便是一例。
根據北京交通大學信息管理理論與技術國際研究中心教授張向宏的解讀，成立高規格部門主理，是由於內地在數字經濟方面「大而不強」，在管理方面，「存在着多頭管理，比如說至少有八個部門在對數據進行管理，並且層級比較低。」
現時，內地數字經濟規模相當龐大，2022年已達到50.2萬億人民幣，佔GDP的比重超過了41%，總量穩居世界第二。而國家數據局的成立，正好能以高層級的部委管理如此大規模的數字經濟，並可協調和建設數據基礎制度，統籌資源整合共用和開發，進一步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很值得港府參考。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又提出「百項方案」。我認為政府在推行智慧城市項目時，必先要以人為本，特別是要令這些涉及經濟及民生的各方案產生協同效應，而不是獨立項目。同時，也要將項目成就和目標發揚光大，把服務範圍推展至更廣更遠，例如大灣區及亞洲各國，並領航中小企和初創把握商機，才能讓香港的經濟再次起飛。
撰文：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及建築學院客席教授鄧淑明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