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系列 #3】助社企取得資本及擴大社會影響力　新加坡經驗值得香港借鏡

企業趨勢初創企業專題特寫 by Catabell Lee on 30 六月, 2016

Unwire.pro 應邀出席新加坡舉行的 Echlon Asia Summit 2016 和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並與當地的初創公司及企業作出專訪，本周將會有連串系列報導，希望讀者繼續留意。

上一篇文章提到「社企」，而今次 Unwire.pro 獲邀出席的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便正是以亞洲的社會企業為主角。在科技創業也荊棘滿路下，「社企」介乎於傳統商業和公益團體之間的模式，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而新加坡的社企經驗又有沒有值得香港借鑑之處？Unwire.pro 嘗試在這次峰會上尋找答案。

不靠捐助、用市場規則去改良社會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近年香港興起的名詞，是由英國興起的企業型態，它介於一般傳統商業機構（Enterprise）和非政府公益團體（NGO）之間，一方面他們做的是公益事業，但同時卻重視商業模式，通過市場機制經營和實踐理念。

隨著近年香港吹起創業風，部分有識之士就希望結合社會企業和科技創業，希望透過用嶄新的資訊科技，解決之前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並能按照市場規律經營。社會企業的目標是以商業手法協助解決社會問題，賺取的利潤會用作再投資本身業務，以增加其社會效益，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並非唯一目標。

社會企業不是慈善組織或公益團體，不該仰賴政府的資助和社會的捐助來維持，要有明確的商業目標以維持其營運，因此就非常強調需要有能長期運作的經營模式，以支持他們繼續其公益事業。

傳統商業機構衡量其成功的方式是利潤和股價，而這在社會企業領域就說不通，因此衡量社會企業的成敗的，是他們為社會帶來多大的影響（Social Impact）。上一篇文章介紹過的泰國初創公司 Happy Farmers 便屬一例，透過用電子商貿的方式提升農村的收入改善生活質素之餘，亦為消費者帶來更健康的食物及生活所需。

當然支持改善社會的絕非只有 NGO 或社企，中國人有諺語「發財立品」，愈來愈多大企業都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SR），改善並提高公眾形象。不過很多公司在實踐 CSR 時往往只是直覺地把答案限定到「捐款」、「贊助活動」、「員工參與義工活動」等答案上而忽略其他選項，以至在商業活動時可能對相關利益者造成的影響。

星展協助亞洲社企站穩陣腳、再圖拓展

星展銀行算是最為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之一，2008 年成立「星展基金會」（DBS Foundation）就專注推動亞洲區的社會企業發展，旗下「星展社企優化基金」自 2013 年起便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合作資助本地的優質社企。

星展基金會在新加坡、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及印尼，均與當地的社會企業及社會企業家合作推出多項計劃，包括基礎訓練課程、工作坊、培育計計劃等，同時為有潛力的社會企業提供贊助、經驗分享及專業導師計劃等。而是次 Unwire.pro 獲邀出席的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便集合了 200 多位亞洲的社會企業家分享他們改變社會的經驗。

星展銀行行政總裁 Piyush Gupta 在致辭時表示，星展銀行一直致力促進亞洲的社會變革和創新，創造更共融的社會，而星展基金會就是他們展示社會責任，推動社會創新的方式。社會企業必須比工商企業更正視商業模式的可行性，但未必像工商企業能讓人賺大錢，而星展基金會就為他們建立一個安心推動社會創新的環境，毋須擔心資金等支援。

為了加強社企的市場競爭力，星展在 2013 年成立了「星展社企優化基金」，去年更與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作 1 對 1 配對資助，希望幫助到香港社企增加商業及社會效益，並每年均資助 12 個社企項目，提供額外資金以拓展業務、優化產品及服務。Unwire 報導過的兩家本地社企 Alchemist 和多磨建社，便是去年受資助的項目之一。

香港社企不少仍需靠政府援助

前面提到，社會企業是一種介於傳統企業和公益團體的企業型態，正如 Piyush Gupta 所指其實極為重視有效的商業模式。衡量社會企業成效的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力，但如果社會企業無法利用市場機制做到維持長期營運，最終便得繼續依賴政府資助或社會捐獻，因此有效的商業模式是必須的。

據社聯的《社企指南》，2016年全港有 574 間由非牟利機構、社會服務團體或私人機構開辦的社會企業。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公共政策部主管黃元山在星展社企峰會上表示，香港的社會企業仍然有很大的部分是依賴政府的社福基金援助，而大多數是為了提供工作機會給弱勢社群（83%）、推動社會共融（80%），繼而用新方式處理社會一些未解決需求（64%）。

新加坡、印度經驗可借鑑

例如今次在社企峰會上分享的新加坡 Bizlink，雖然並非庇護工場，但就會優先考慮招聘身心障礙者等弱勢社群，Bizlink 行政總裁 Alvin Lim 表示他們會為身障者評估其生產能力，而給予合適的工作安排。身障者不重投就業市場就只能領失業救濟金，而工作不僅領到更高的薪水，更重要是能獲得工作成就感，意義更大。

社會企業要用嶄新的思維去解決社會問題，事實上有些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在其他地區卻不然。另一家在峰會上分享的印度公司 3S India，就為印度家庭引入都市常見的流動廁所。眾所週知，印度近年有很多性侵犯案件，但由於經濟及文化問題，印度家庭可能要到屋外空曠地方如廁，女性在這種環境下就會暴露在危險中。

而 3S India 只是引入現代化都市常見的流動廁所，便為印度家庭解決了不少問題。這些流動廁所並沒有什麼高科技，但就能讓印度家庭也能負擔得起，女眷毋須離開安全範圍也能如廁，而且更可改善社區環境衛生，因此就受到星展基金會的重點表揚。

社企雖有心、但缺乏投資擴大社會影響力

在星展基金會社企峰會 2016 上，星展基金會理事長吳幼娟表示，投資者對社企的了解不夠深入，因此往往用衡量一般商業機構的角度來審視社企，結果寧願投資在具有實質回報的傳統商業上，導致社企取得資金更困難。而星展舉辦社企峰會正是為了進一步了解社企的實際需要及困難，讓亞洲社企交流他們解決困難的經驗。

早期資金支援是社企的當務之急，香港的創業成本比想像中高，租金、人工也是錢，社企想要起步都已經不易，在實踐有效的商業模式前可能已經承受不住成本壓力。社企以自負盈虧的模式營運，主要收入來自產品及服務銷售，但社會又對社企用一種「慈善應該更便宜」的心態來消費，這些都令香港的社會企業更難維持。

目前星展銀行在亞洲多國均以補助金為社企提供融資，補助金大概介於 25 萬至 50 萬港元，會頒發給較高社會影響力的社企，協助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補助金會協助社企開發及測試產品原型，並改善營運，同時也可加入企業社群獲得導師培訓、營銷渠道及商業網絡等資金以外的支援。

改良融資方案、認同對社會影響力的評價

星展基金會主管劉碧嬋但直指，社企具有社會使命，但同時也是商業機構，同樣需要資金以開創及成長業務，但現時對社企的最大絆腳石，正是難以獲取足夠的資本及增加社會影響力。星展銀行為社企提供特別的銀行配套，除提供幾乎免費的銀行轉賬服務，合資格的社企還能享有優惠的商業貸款。

劉碧嬋表示，如果要為社企解決資金問題，策略之一是為初期社企建立非主流的融資方案，以打破傳統補助金、貸款及股權的侷限。經由深入了解社企成長的需求，能協助開發綜合性的融資工具，例如社會企業專屬信用保證貸款、收入分額等安排。這些綜合性的融資工具，不僅能幫助社會企業成長，同時擴大社會影響力。

劉碧嬋表示，透過創新改良的融資工具，例如基金會等慈善資本家，將能在降低社企融資的風險方面，扮演更關鍵的角色：「綜合性的融資工具能滿足社企在發展時的需求，星展未來不僅會更有效善用補助金，甚至會跟其他資本提供者合作，以協助更多的亞洲社會企業。」

富人提供資源、年輕人提供創意

除了融資外，社企其實同樣需要像科技創業一樣的孵化器協助。星展基金會和同樣來自新加坡的社企投資網絡組織「亞洲公益創投網絡」（AVPN）早前就發表報告，指透過孵化器具經驗的導師及完善的社企支援網絡，可讓原本只有微細社會影響力的初創社企，也能盡快找到市場定位，並擴大影響力。

該研究考察了星展銀行主要主場的 15 家社企孵化器，結果發現亞洲的社企孵化器雖然他們做的事跟商業孵化器不相上下，但都因處於萌芽階段且資金微薄，不僅社企本身缺乏資金，社企孵化器也沒有創造足夠收入的能力，變成需依賴補助金運作。而且某些孵化器也缺乏有效衡量社企的社會影響力的測量輔助，也讓社企難以說服投資者。

為此早前亞洲公益創投網絡（AVPN）就首次在香港社創基金的支持下來港舉行會議，為 30 多家社企提供平台物色國際投資，其中就包括了 6 家本地社企，目標共尋求超過 2.5 億元資助。AVPN 行政總裁 Naina Subberwal Batra 表示論壇已是第四屆舉辦，聚集對亞洲社企在可持續性和社會影響力感興趣的公益創投家、社會投資人，以為社企籌集資金。

很多家族企業其實也熱心公益，但傳統企業用社會項目（Social Projects）的方式來理解慈善，難以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而 AVPN 因此就向企業家的第二代為對象，向他們介紹具創意和社會影響力的社企。Batra 表示很多創新都是由年輕人帶領，但他們偏偏最缺乏資金，因此撮合雙方就能產生最大效益。

事實上如果社會和環境問題太多，對企業而言也不會是好事，因長遠無法提升社會經濟，從商業角度而言也是有害無益，因此富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希望解決。很多以前未能有效解決的社會問題，在資訊科技發展下也變得有方法，而富人願意提供資源便能有人願意出力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