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及數位時代的推動下，創作者經濟（Creator Economy）和熱情經濟（Passion Economy）成為新興的商業模式，大大影響著人們的工作和生活。今次故事的主角鄭康桁 Harris，首先在香港創立了最大的自由工作者平台，其後轉戰加拿大多倫多和英國倫敦，二次創業推出人工智能短片生成服務平台，食盡經濟社會以至創新科技的所有潮流。
全港最大自由工作者平台
Harris 踏上創業路的機緣，來自大學時期的愛好，第一個創業題目，是目前香港最大的自由工作者平台 Freehunter。
「我曾是一名攝影師，大學時期，我發現市場上有許多產品，它們彼此之間並無太大差異，但價格卻相差甚多。我開始思考，這可能是由於人脈和關係所致。當人們建立了良好的人脈關係後，他們可能能夠提高價格。於是我開始嘗試，能否設法將這種情況『democratization』？」
「也就是說，如果你作品是優秀的，你又相信自己的能力，你可能就不需要以低價出售自己的作品。即使願意以較低的價格定價，但至少不該相差數倍。我很想降低這個市場的信息成本，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一些擁有卓越才華的自由工作者。」
自 2017 年創業以來，Freehunter 的名氣越來越大。如今已經進入了第七個年頭，會員人數在兩三個月前突破了十萬。「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在香港創業七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據了解，疫情期間兩三年來，Freehunter 的會員組成並未有太大變動。主要提供服務的自由工作者以設計、攝影、剪輯、廣告文案、數碼營銷和文案撰寫等類別為主，也有少數軟件開發者。平均每個任務的報酬約為 4500 元，而最高報酬可達數十萬港元，且平均每週至少有一個這種高酬勞的任務。
新興「熱情經濟」
社交媒體時代已經降臨約 20 年，期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型。儘管玩法和形式與 20 年前完全不同，但社交平台的影響力至今依舊無與倫比。
Harris 決定踏出舒適圈，二度創業並以「AI 一鍵製片」作為題目，創辦了 Jupitrr 這款 SaaS 人工智能短片生成器。
「以前五分鐘的影片被認為『很短』，但現在五分鐘已經被視為『超長』。Jupitrr 支援這兩種長度，但我們真的看到越來越多人的耐心下降。以前觀看一個 15 至 20 分鐘的 YouTube 影片已經被視為短片，但現在短片的『定義』是幾十秒！」
「那些使用 YouTube 橫向鏡頭觀看的 15 至 20 分鐘影片現在被稱為長片，而幾十秒的 YouTube Shorts、IG Reels 等短片則被建議使用直向鏡頭來觀看。」
人工智能短片生成器
Harris 表示，在他剛開始創業時，已有人提到 content marketing 概念，但好像過於抽象，整個概念缺乏具體的指引。然而近兩三年，由於疫情改變生活習慣、社交媒體突變，再加上人工智能降臨，這個概念變得更加明確，出現了所謂的「123 步驟」可供遵循。
「認真從事內容創作的人開始將其視為一門生意來經營，而不是像以前，僅僅是為了獲得觀看次數和點擊量，卻無法實現後續的盈利方式。」
「現在通過分享個人經驗製作短視頻，已經吸引了大量觀眾。此外，你還可以結合一個付費平台來銷售教學內容。當然內容必須具有實質內容，而不是充斥著低質量內容的農場。」
COVID-19 之後，越嚟越多人試下喺屋企賺錢，例如用手機鏡頭自拍，根據自己的「熱情」和專長，製作一啲教育性嘅短片，例如教人點樣管理時間、健身減肥等等，這正是所謂的「創作者經濟」或者「熱情經濟」趨勢。
Jupitrr 發現到的商機，就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便利，幫用戶將一條可能超過 30 分鐘嘅「長片」，用極其簡單的方法，自動製作成可以直接上載、自動生成字幕、配樂嘅幾十秒短片，於社交平台上例如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iktok 或者小紅書等等獲得曝光。這樣一來，用戶就可以透過例如付費內容、售賣線上課程，或者接洽 freelance 專案的方式，安坐在家中拓展生意。
「利用 AI，可以一個按鈕幫你由你自拍嘅自拍短片，即係所謂嘅講頭短片，立即變成有字幕、特效、過渡音效，仲幫你剪走雜音，助語詞例如「嗯」、「哦」、「唔」或者 dead air 咁類，都幫你直接剪走，甚至可以幫你嘅口音變成英國、美國，或者你鍾意嘅風格咁樣。」Harris 分享他為 Jupitrr 定下的產品「願景」。
香港 vs 多倫多
「我自己喺香港去左多倫多，喺當地做咗一年，之後又去咗倫敦。睇返轉頭，我覺得香港係大公司至上嘅地方，大銀行同地產公司可能係最大嘅機構，甚至大學機構都係。」
Harris 認為香港作為商業金融城市，商界主流是大公司大機構文化，因此香港初創公司好多時都傾向尋求大公司合作以取得成功，正如俗語「站在巨人肩膊」之上。換言之，B2B 類型的初創，包括 SaaS、FinTech、商用 AI、商用機械人科技等領域，都非常適合在香港創業及成長。
「如果你係香港人，同埋有唔錯社交能力，我身邊都有好多呢類朋友，佢地覺得呢樣方法係佢地取得成功嘅關鍵，所以好熱衷喺社交，出席大大小小創科活動。當然睇你自己想唔想咁做啦，如果你有呢個意向，香港係一個好好嘅選擇。」
至於多倫多，因為地方大，其實並不容易建立社交網絡。「例如你要出嚟飲杯咖啡，可能要開車 20 分鐘先到，所以大家都唔太鍾意搵人傾計。」
「喺香港，見人同認識人係非常重要嘅，人脈係最關鍵嘅，但係喺多倫多，我覺得呢個文化冇咁強烈。喺多倫多，好少人住喺中央商業區（CBD），住喺市中心嘅人都唔多，當然我係住市中心，因為我鐘意市區多啲。」總的來說，Harirs 認為多倫多比較適合做研究，例如鑽研一些深科技方面的題目。
倫敦的獨特價值
倫敦令 Harris 印象深刻的是當地的科技發展，以及當地人對於新興科技的接受度和嘗試的勇氣。相較之下，他在香港的經驗，不論是社會架構與創新精神，他認為都似乎存在著一些落差。換言之，針對消費者市場的領域，例如 AirBnB、OnlyFans、Linktree 這種需要面向龐大用戶群的初創，比較適合在倫敦起動。
然而，Harris 指出這並不代表其中一方就優於另一方，而是應該理解到環境文化的差異，使他學會包容並挑戰自身的思維框架、觀念與慣性。倫敦的創科生態可說是多元包容，人們注重平等平權，同時也在創新科技與文化中找到獨特的平衡，香港創辦人在倫敦不會覺得自己是「外來者」。
他又以融資為例子，「香港因為 investor 數目有限，你可以見到的投資者，即使全部 say yes，你也是只得 20 個，而 20 個裡面，有 10 個其實到底也不會投的，因為佢冇錢投。然後另外 8 個，又要睇你在那個行業，如果你的題目不是他們有興趣的領域，又不會考慮你，換言之創辦人其實只得 2 個融資機會。」
Harris 表示香港平均每周只有大約 1-2 單初創融資，相反英國大約是香港的 100 倍，其中過半都在倫敦進行，換言之即使在倫敦創辦人面對的競爭更大，但融資機會依然比起香港高出很多。還未計排在倫敦前面的矽谷和紐約。
「我做了 Startup 六、七年，我自己都 realize 到，如果我想 build 一間獨角獸公司，potentially 我只是打香港市場是難的，即使我開頭在香港，其後擴展到東南亞或歐美，由於市場的差異，其實不可能搬字過紙。為什麼不在一開始已經針對全球市場？我希望可以透過產品跨越語言及地域界限，讓世界看見香港人的創新能力和潛力。」
撰文：尹思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