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火變實火？拆解 ESG 前世今生

低碳綠色專題特寫 by 尹思哲 on 31 七月, 2022

「走先啦，係咁先啦！」本港金融人才持續流失，今次輪到 ESG 部門 —— 曾批評氣候風險被誇大、滙豐環球責任投資主管 Stuart Kirk，日前宣布劈炮唔撈，擬另起爐灶。與大機構反面的主管，還有貝萊德前 CIO Tariq Fancy，去年同樣批評完 ESG 投資後，與東家分道揚鑣。

近年 ESG 在金融圈內很紅。從字面解釋，就是指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及公司管治（Governance），被視為評估一間公司是否可持續經營的重要指標，相關分析員更加供不應求。

但嚴格來說，ESG 並非新概念，商界很早已經談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業社會責任），近幾年亦出現 SRI（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即社會責任投資）及 II（Impact Investment，即影響力投資）—— 新鮮出爐的 ESG，金融界是一大推手，那是舊酒新瓶嗎？

有數字有管理

概念之所以熱門，與聯合國的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有關。「由約 20 年前的《京都議定書》，到 2016 年的《巴黎協定》，最大的分別就是，以前只講理念，今天是有實質數字及時間 —— 2050 年達到碳中和，同時地球升溫，不超過攝氏 1.5 度」，香港碳交易有限公司（Carbon Exchange）聯合創辦人何偉倫（Tony Ho）說：「因為有數字，大家就可以思考怎樣管理，有時間就可以作安排。」

何偉倫（中）認為現在碳中和從國家層面降落到企業層面，聰明企業家可以從中找尋龐大商機（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Carbon Exchange 座落於香港科學園，成立已經超過 10 年，Tony 見證着產業變遷 —— 舉例碳交易市場，基於《京都議定書》還是《巴黎協定》，運作已經不同，「從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以中國為例，就是輸出，歐洲就是買入，而聯合國就是『莊』；現在，不再將國家視為單位，超越國家利益計算，任何單位都可以參與，『碳中和』變成整個星球的終極目標」。

「碳中和」對企業有影響，「那是負面的影響，但也可能是正面影響」。微軟便串連 Nike、星巴克、聯合利華及 Mercedes-Benz 等行業龍頭，形成「Transform To Net Zero」聯盟。綠色以外，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中，還包括性別平等、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等，「大家都想在新賽道拿金牌。原本以為 ESG 是 cost（成本），但聰明人能扭轉為 profit（利潤），事關 ESG 令企業增值，生意反為更多！」Tony 補充，關鍵是將問題化為商機。

價值改變供求

以全球市值最高車企 Tesla 為例，最大收入是賣車，其次已經是「賣空氣」，即碳配額（Carbon Allowance），原因是「政府會給每間車廠配額，而 Tesla 是生產電動車，多出來的額度，便賣給傳統汽車製造商，Tesla 每季都有逾十億碳權營收」，馮健鏗（Ryan Fung）說，他是香港首批特許 ESG 分析員（CESGA），著有《投資救未來》及《ESG 簡單講》。

Ryan 表示，資本市場會留意兩類人，一個是監管機構，另一個就是 buy-side（買方），「有項數據叫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UNPRI），你會見到錢流入市場，尤其 2017/18 年升得很快！另外，『聰明錢』都押注資產，例如蓋茨、馬斯克及李嘉誠，甚或納入 M&A 考慮因素」。

如何界定 ESG 呢？簡單講，就是「非財務相關數據（non-financial data）」，「很多人誤以為 ESG 是新能源相關公司，但每間公司都有 ESG Rating，即使舊如製造業、工業股及能源 —— 2021 年上半年，油價就升幅驚人，不是放棄化石燃料（fossil fuels）嗎？原來疫情期間，許多油公司都進行『碳中和』，節省資本開支、降低產量，所以需求一回升，便供不應求，結果刺激價格上漲」。

人類改變行為模式會影響供求關係，油價僅為一例。實際上，ESG 涉獵廣泛，維港投資旗下生物科技公司中，就有一間用海藻提煉木棉花（cotton），「可以想像他日採集木棉花，就未必需要大量勞動力」；如此類推，人造蛋、奶及牛則減低畜牧業的碳排放成本。

建基於科研以外，從 S 層面切入同樣為數不少，東南亞便有許多公司關注平等（inequality）議題，舉例 FinTech，「以前 broker（經紀）可能只 serve（服侍）有錢人，自從能夠上網炒股，變相降低平民投資門檻，勉強都算是社會責任（Social）」，企業種類可包羅萬有，惟 Ryan 強調萬變不離宗，就是「ESG 最重要是思考供求怎樣改變」。

地緣政治誘因

如果全球氣溫上升失控，很多沿岸城市將有財務及人命損失，香港都不例外（Photo by Markus Spiske on Unsplash）

價值鏈轉變與地緣政治有關。「現在全世界政府都很窮，大家為賺錢各出奇謀，ESG 可幫助國家吸收資金。」發達國家吸引工業回流，就用到 ESG 作招徠，舉例歐盟收取「碳關稅」就有如此算盤：「對廠佬而言，即使生產線設在落後國家，日後成本及門檻都增加，事關只要製成品會運往本國，他們同樣需要納稅，所以倒不如回流本國，一來可增加政治力量，二來工廠近較易管理。」

另一邊廂，其實在 COP26 氣候峰會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已經宣布成立「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制定準則，目標是損盈表（P&L）及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能結合 ESG 元素——不難想像，ISSB 董事局如何構成，儼然是另一場政治角力，「不同國家都想搶一席位，無非為爭取話語權」。

從現實層面來看，糧食及飲用水危機迫在眉睫，「猶如電影《Don’t look up》，大家都知灰犀牛存在，若未能控制全球氣溫上升，很多沿岸城市都會有財務及人命損失，香港都不例外，海水上升連中環 IFC 都受影響」，Ryan 續道：「IFC 由財團 A 及 B 擁有，如果浸了怎麼辦？投資者現在要考慮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