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與大數據分析技術以指數級速度發展，全球各行各業正處於數碼轉型的歷史性拐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科技樞紐，在擁抱 AI 技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時，亦無可避免地需要面對算法偏見、數據私隱外洩、決策透明度不足及倫理道德等嚴峻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由原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效率促進辦公室合併成立）制訂並持續優化了《人工智能道德框架》。這份框架並非單純的技術操作手冊，而是為香港構建「可信賴人工智能」生態圈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管治基石。
制訂《人工智能道德框架》的核心目的與深層考量
數字政策辦公室推出《人工智能道德框架》的首要目的，在於為政府部門及公私營機構提供一個清晰、具方向性的道德指南針，確保技術創新不會凌駕於公眾利益與核心價值觀之上。在AI系統的開發與應用過程中，往往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缺乏統一的道德標準，機構極易在追求效率時忽視了對弱勢社群的公平性，或在數據採集時侵犯個人私隱。因此，該框架將「以人為本」及「負責任」的理念具象化為十二項核心原則，要求開發者與使用者在系統設計之初就將道德考量納入其中。
此外，該框架旨在建立一套標準化的風險評估與管理機制。框架內附帶的「人工智能應用影響評估」範本，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它促使機構在項目規劃與設計階段（Design Phase），就能夠系統性地識別潛在的倫理風險。例如，評估訓練數據是否具有代表性以避免偏見，或者AI生成的結果是否具有足夠的透明度與可解釋性。這種防患於未然的機制，能夠大幅降低項目後期因合規問題或公關危機而產生的龐大修正成本。
從更宏觀的社會層面來看，制訂該框架的另一大目的是為了建立並鞏固公眾對新科技的信任。AI 系統的「黑箱作業」特性往往令大眾感到不安。透過推廣道德框架，政府帶頭承諾在公共服務中應用AI時會保持高度的問責性與透明度，這不僅能消除市民的疑慮，更能帶動私營市場跟隨，為AI技術在全社會的廣泛普及與深化應用創造有利的社會氛圍。
對本港長遠發展人工智能的啟示與深遠影響
《人工智能道德框架》的實施，對香港長遠的科技產業佈局、法制演進以及企業管治文化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首先，它為香港塑造「負責任 AI」的產業標準奠定了基礎。這向全球市場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香港不僅是一個鼓勵創新的自由市場，更是一個高度重視數據安全與科技倫理的成熟司法管轄區。這有助於吸引那些注重 ESG（環境、社會及管治）及高合規標準的跨國科技企業落戶香港，同時提升本地初創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公信力與競爭力，避免因道德瑕疵而遭遇貿易壁壘。
其次，該框架是推動香港專屬AI法律與監管配套演進的重要催化劑。目前，香港尚未就人工智能訂立單一的專屬法例，主要依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版權法及相關的行業指引來進行規範。然而，《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在公私營機構中的實踐，將為政府提供大量的真實案例與數據。這些寶貴的實踐經驗，將直接回饋予律政司及相關跨部門工作小組，協助當局精準評估香港未來是否需要制定專門的AI法例，抑或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進行適度修訂。這標誌著香港正從「軟性指引」的探索期，逐步邁向更完善的法治監管新階段。
在企業文化層面，該框架將從根本上重塑機構的風險管理思維。過往企業在引入新技術時，往往採取「先開發部署、後修補漏洞」的敏捷模式。但在框架的指引下，企業董事局及管理層必須將AI倫理視為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的核心一環。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需要設立跨部門的AI管治委員會，結合技術、法律與合規人才，確保每一個落地的AI應用都具備足夠的人為監督機制（Human-in-the-loop），從而推動整個商界的管治水平向更高層次邁進。
雙城記：香港與新加坡在人工智能管治上的深度比較
香港與新加坡同為亞洲頂尖的國際都會與金融中心，兩地在推動AI發展的宏觀願景上高度一致，但在具體的管治策略、推進步伐與工具應用上，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哲學。
在政策定位與發展節奏上，新加坡展現出「中央統籌、積極領跑」的強烈企圖心。新加坡政府早在2019年便推出了亞洲首個《人工智能管治模範框架》（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並緊貼技術發展，於近年迅速擴展至涵蓋生成式AI，甚至開始佈局代理式AI（Agentic AI）的監管。新加坡的策略是主動出擊，不僅要在國內建立標準，更積極與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合作，力圖成為全球AI管治規則的制定者。相對而言，香港數字政策辦公室採取的則是「穩健務實、由內而外」的策略。香港的框架初期側重於協助政府部門內部規範化，隨後逐步向私營機構推廣，極力強調新指引必須與香港現有的優勢（如普通法制度、嚴謹的私隱條例）有機結合，以風險可控為大前提，穩步推進數碼轉型。
在核心管治工具的開發與應用上，兩地亦有顯著差異。香港的《人工智能道德框架》高度依賴機構的「自我評估與內部合規」。框架提供了詳盡的文字化指引與評估範本，要求企業基於十二項道德原則進行內部審查與風險定性。這種做法賦予了企業較大的彈性，適合香港多元化且自由的商業環境。反觀新加坡，則在「技術驗證」上走得更前。新加坡政府不僅提供理論框架，更推出了全球首個名為「AI Verify」的人工智能治理測試框架及軟件工具箱。這讓企業能夠透過標準化的技術測試，將AI系統的透明度、安全性及公平性轉化為客觀的數據指標進行量化驗證。新加坡將「道德原則」轉化為「可量度技術參數」的做法，大大提升了管治的精準度與執行力。
總括而言，香港與新加坡在AI管治上各擅勝場。新加坡以龐大的政府投入、前瞻的全球佈局及硬核的技術驗證工具見長；而香港則以其穩健的法治傳統、靈活務實的商業適應力以及對風險管理的嚴謹態度為發展基石。
結語
面對勢不可擋的人工智能浪潮，數字政策辦公室制訂的《人工智能道德框架》為香港的數碼未來立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不僅是防範風險的盾牌，更是驅動高質量創新的引擎。展望未來，香港在持續優化本地框架的同時，或可借鑒新加坡在量化測試工具（如AI Verify）方面的先進經驗，進一步完善本港的AI管治生態圈。唯有在創新發展與道德底線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香港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科技競賽中穩佔席位，成為真正具備國際影響力的智慧城市與可信賴的人工智能樞紐。
作者：梁偉峯博士
梁博士在資訊科技行業擁有逾 30 年經驗，目前是行政人員發展課程和培訓課程總監，同時教授資訊科技和市場營銷相關科目。
梁博士於 2015 年在澳洲紐卡素大學獲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1993 年在英國萊斯特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8 年在澳洲麥覺理大學取得資訊科技管理碩士學位；2001 年獲澳洲臥龍崗大學頒發資訊科技教育碩士學位。他還修畢仲裁深造文憑，成為認可行為顧問，並持有管理心理學深造證書。
梁博士現任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主席、香港互聯網論壇副主席、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東亞分會委員會成員。他是多個專業組織會員，包括新加坡電腦學會、英國電腦學會、香港電腦學會等。自 2002 年起，他擔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並是僱員再培訓局資訊及通訊科技業課程的技術顧問和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的專家小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