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把2018年該國數據，包括政府和公私營機構的庫存、相關軟件和知識產權的總值，估算在1570億至2170億加元（約8975億至12405億港元）之間，佔同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逾一成。而英國地理空間公署（Geospatial Commission）年前的估算，就指當地私營企業每年可從地理資訊創造 60 億至 110 億英鎊（約 595 億至 1092 億港元）的經濟價值。
釐定數據的價值之所以重要，正如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梁守肫曾於專欄中指出，要有效發揮數據的成效，牽涉「測量、搜集、過濾、編排、儲存、發放、更新等工序，在在需要資源人力」，這在經濟不景時，尤其容易引來質疑。該文提到本港要建設智慧城市，便需凡事數據化，而「大部分數據都離不開地理資訊」，這與行內的傳統智慧指八成數據都與地點位置相關，正好一致。
梁文又說，地理資訊數據化的效益「可能潛藏於久遠，又或間接影響不明顯的領域」。並在文章的結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地理資訊數據化，實是智慧城市的基石，為發展必經之路，不宜以量化其價值這角度來打擊推行的決心。」其真知灼見，為官者應該深思。
事實上，地理資訊數據是防禦天災人禍的重要基建，當局必須要珍而重之。因此，政府須完善地下網絡的資訊及數碼化，並確保更新機制，為下一波疫情做好準備；也要把全港分散的樹木資料以地理位置整合，以便有系統地監察護養樹木的成效，減少塌樹傷人。最重要的是，若要打造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矽谷」，並要好好保育濕地及緩減洪水的隱患，地理資訊絕對是當中不可或缺。
撰文：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社會科學學院地理系及建築學院客席教授鄧淑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