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大陸網上有一篇題為《武漢人是否還應該有隱私》的文章，訴說有不少武漢回鄕民眾的家庭地址、身份證號碼以至手機號碼等個人資料廣傳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了「公開被線上追殺的通緝令」。
有指這樣公然洩露他人個人私隱的做法極不正確，顯示網民對私隱保障的態度仍存在輕視。然而，在疫情嚴峻之下，保護個人資料和維持公共安全兩者同時兼顧又談何容易？被喻為史上最嚴的歐盟《一般資料保護法》（GDPR）也指出，在人道救援上，如需監察傳染病和天災人禍，便無需徵求數據主人的同意。事實上，就算把數據匿名化和整合，也不代表個人私隱得到保障。科學期刊《自然》的文章便指出，只要有四個以上的數據點，依然有機會辨識出個人身份。
可是，數據始終需要審慎處理。美國耶魯大學研發員 Nathaniel Raymond 擔心，若公私營機構使用手機數據不當，有機會令數據落入販運人口集團手中，變相幫助不法分子識別亟待救援的災民，所以他極力提倡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手機數據使用指引。
現時，已有不少人倡議利用手機位置數據以防控和預測傳染病的發生，全球流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的「大數據為公益」（Big Data for Social Good）便鼓勵手機網絡商，無私地和政府、公營醫療機構分享手機數據，以協助應對天災人禍。香港政府也須提升預警能力，研究在必要時徵求手機位置數據去配合防疫工作。不過，在應用數據時，必須要考慮個人私隱問題，並及早制定數據使用指引，才有助未來的智慧醫療發展。
作者：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鄧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