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是各地法律賦予創作人使用和分發其原作品的法律權利，而這權利並非絕對，是有限制、例外和豁免等情況。
版權這法律概念因為科技轉變而出現。十八世紀隨着大規模印刷技術出現，英美政府開始就版權立法，限制複印文字、地圖、樂譜等，以保障原作者利益。隨着科技進展，版權法律進一步覆蓋照片、錄音、錄像、電影，甚至軟件等；而限制的行為，亦從複製增加至包括演出、分發、傳送等。顯然，這些改變都一直受科技進展影響 。
然而，人性總是恐懼改變。美國作曲家、人稱「進行曲之王」的蘇薩（John Philip Sousa）於1906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時說，唱機將令音樂家「絕種」，將來人類漸漸不懂得唱歌。這些來自既得利益者的「末日預言」在版權史上屢見不鮮。十九世紀末有人發明鋼琴滾筒，可自動奏出音樂，作曲家投訴這是侵犯版權。結果，這些「侵權者」卻發展成為後來的唱片行業。
當收音機出現，電台播放唱片音樂被指是侵權；然後被指侵權的就是電視廣播；之後索尼公司推出錄影機和錄影帶，輪到電視台和電影公司控告索尼侵權。更諷刺的是15年後，索尼䦕始拍製電影，也䦕始控告互聯網公司侵權分發音樂和視像。一代又一代的既得利益者，總是最快懂得利用法律拖慢科技變革。
美國電影業為什麼會落戶荷里活？原來在二十世紀初，電影製作人為了逃避在東岸新澤西擁有電影技術專利的愛迪生，實行「有咁遠走咁遠」，到西岸荷里活拍片。因此，版權學者普遍認為現代電影業本身亦始於侵權行為。
在這段歷史中，大家有否留意版權人已經不再是原創者，而是大財團？版權人往往把其收益下降歸咎於網絡侵權。不過，兩者關係似乎只是想當然，就連美國政府審計局，在多年研究後只能承認無法量化侵犯版權的經濟損失。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市場力量由上一代的版權中介者，例如唱片公司、電視台、電影公司等，逐漸移向新一代的網絡傳播中介者，包括各社交媒體如 YouTube、Facebook 等，甚至主導網上音樂平台如 iTunes、Spotify等，從而引發的利益爭奪。
事實上，愈來愈多創作人、表演者、音樂人，都發現毋須透過傳統娛樂公司，也可以接觸更多願意付出代價的聽眾或觀眾。既然互聯網可以在各行各業中引發「去中介者」的「長尾」革命，在音樂、視像、書本、漫畫等產品市場中，又為何不可？
總括而言，壞的版權制度，只能產生小量創作，給少數的人享用，而好的版權制度，卻能容納最多元化的創作人，創造出最多元化的作品，給予最多元化的公眾使用。在今天開放科技的環境下，要有利創新，版權制度只宜更開放和更寬鬆。
作者：莫乃光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IT 呼聲成員